主题: 两个无家可归的人

题记

   我踉踉跄跄地在满是泥泞的路上走着。风一个劲儿地吹，雨一个劲儿地下，我一个劲儿地直往前迈步。没有雨伞，没有雨衣，也没有草帽，我已被淋成落汤鸡。湿淋淋的头发已粘在一起，脸上流淌的有雨水，也有泪水，我也懒得擦拭。雨点像鞭子似的抽打我的全身，我也没有感觉到有点痛，我近似麻木了。我只是本能地在雨中走着，已经没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摘自本书第16章

 两个无家可归的人

作者：朱德坚

（选自朱德坚长篇自传体回忆录《人间走一遭》
第三部 教书糊口·本能 21 两个无家可归的人）   

    大跃进年代，滨滩小学和龙江小学时合时分。1958年下半年，在原龙江小学的位置上，刚刚设立的龙江中学班级增加，以致龙江小学必须搬迁。于是，高级班搬往滨滩和滨滩小学合并，培材岭和石龙分别设初级分教处。公社化了，培材岭和石龙两地的学生也全部集中到滨滩，借农民空房住宿。后来，高年级又搬到龙江，借用龙江中学岭边的校舍，又设培材岭分教处。因而，这些年，我也辗转于滨滩培材岭龙江三地。

    1961年下半年，两校分治。我再一次从滨滩被调到培材岭分教处。本来，我对滨滩庙四年级这个班还比较满意。班中学生都基本听话，有冯振雄、林宏柏和吴运兰等几个都是读书的好苗子，梁光春虽然成绩一般，但天真活泼，我尤其喜爱。我十分希望能跟班任课把这个班教到小学毕业，但未能如愿。

    培材岭，地势不平坦，校舍也简陋，还有茅屋。这一次，在来到学校的当天晚上，我遇到这样一件事：蔡笃梅婶趁着夜幕的掩盖来找我。她竟然对我承认错误，说她对不起三叔和祖父。她的态度十分诚恳，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她离开三叔后嫁到培材岭何家，这也是那个晚上我才知道的。

    在培材岭，我结识了陈益琼老师，这也是缘分。陈老师祖籍万宁旧地村，幼时父母双亡，是姑母把他养大成人。姑母家在阳江土地岭村，故陈老师最后就读于阳江中学，初中毕业后，先在龙江学区中洞小学任教，培材岭是他教学生涯的第二站。他和我同住一个房间。

    听陈老师说，他在中洞小学那时候，拜认了一位义母——中洞妈。这是陈老师的一个学生小周做的媒介。陈老师到小周家里访问，才知道小周早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而小周的妈得知陈老师也是孤儿后，深表同情。于是，两相情愿，就结为母子。从此，陈老师有了一个“家”。

    然而，这个“家”还不是陈老师真正意义的家；而我，虽然有家，却是“不可归”的家。那么，我们俩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了。这就是我们俩同事加朋友关系的客观原因。

    写到这里，我必须对我当时的家庭观念的淡薄做反省。为什么我当时对成为“地主”的家庭，对生我养我的父母亲，对血肉相连的姐妹兄弟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这是不是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引起人性异化？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相当深奥的哲学问题。凭我现有的认识水平，我不能解释清楚。现在，我认为只能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政治原因。那是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身为教师的我，吃的是国家的饭，课文中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句子，而且还要结合实际让学生对“阶级敌人”看得到摸得着，这对我是一道难题。当时不是有一些人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丈夫（妻子）离了婚吗？不是有一些地富子女和家庭划了界线大义灭亲吗？但是，我却做不到！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我只能把骨肉亲情深深地埋在心里，可我的家人却认为我不近人情。第二是经济原因。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我这个一米八高的汉子，每顿三两米饭，每年十三尺六寸布票，纵使我转正之后每月工资三十八元三角三分，都不能解决我自身的温饱。回家吗？你既不能给予家里什么，也不能从家里索取什么，问寒问暖没用，于是，我有家而不归……

    但是，不管我说出什么理由，都不能抹掉我的家人曾经对我的不好看法，他们都说我忘了本。每当我回忆起那一段岁月，我都深感愧疚！

    两个二十出头的单身小伙子，都是以校为家。渐渐地，就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

    在周末，陈老师也曾经带我到中洞妈家改善生活，有番薯有咸鸭蛋有菠萝蜜。那年寒假，我们俩步行几十里路经他姑母家到他的祖籍旧地村观光，游山玩水，受到他同宗远房兄弟的热情招待。我也曾经带陈老师到温泉石角村我大姐家作客（大姐改嫁石角村王家）。这段时间，我们俩的生活过得还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