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博鳌纪事

博鳌纪事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里面，博鳌的镇上都只有东街、西街、上街和下街；有论坛之前，也只是有6条街，0.5平方公里。1950年4月26日，“国军”255师被彻底击溃，琼东、乐会全境（今琼海市）被新政权接管后，这里能说的上的名头也只是是在交通部备案的一个小商港。每年清明过后，各县的渔船会纷纷来此交易，停在港湾里的渔船桅杆也有如小树林般排列，算“很是发达了”。大跃进以后陆上交通发达，水路衰落，就变的相当冷清，零落起来。1992年，博鳌还需依傍万泉河的知名度，以万泉河口滨海区的名头招揽游客。

但没有发展，停滞下来，反而可能成了一种幸运，这带给这里干净的海域和纯净的空气，乃至人心的淳朴和简单。这些，全是大陆稀缺的资源。因为博鳌亚洲论坛而一夜扬名，博鳌就成为全中国瞩目的地方。这之后，博鳌之于琼海，就如横店之于东阳，很多人因为博鳌论坛只知道博鳌却不知道琼海市领治博鳌镇，琼海被直接忽略。于是，着急的人就提议琼海改名为博鳌。

2002年2月，海南省公路勘察设计院院长施耀忠提出将“琼海市更名为博鳌市”的政协提案，随后被时任琼海市长的陆志远通过《海南日报》拒绝。之后，反对的声音更加具体。琼海市委党研室发表文章指出，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琼海市如果更名为博鳌市，博鳌镇必须更名，否则市政府应迁博鳌镇，“琼海市更名为博鳌市实际上无法操作。”    

4年后，将琼海市更名为博鳌市的建议在朱清敏等5名海南省人大代表的推动下力度再次加大，但在琼海本地再次遭遇强烈抵制，许多退休干部为此多次上访。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懂”的提案。

反对更名者的一个理由是，琼海在历史上频繁改名，名称应该稳定，不能再改了。的确，琼海历代政制变迁复杂。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海南方志是明正德六年（1511年）编纂的《琼台外纪》，其内容保留在唐胄的《琼台志》中。按正德《琼台志》“沿革考”，海南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以其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天的琼海市就属于珠崖郡玳瑁县，但“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至元帝（公元前46年）罢之。珠崖立郡凡六十五岁。”之后，玳瑁县中属于今天琼海的部分在经历并为朱庐县、改为珠崖县等等一系列的变迁后，在唐初归属琼州容琼县，至显庆五年（660年）改为乐会县。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乐会县一分为二，北部划置会同县。民国三年（1914年），会同县改名琼东县；1958年，琼东和乐会两县合并为琼海县。博鳌则从660年至1958年，一直都在乐会县治下。

如此令人眼晕的变迁，在2006年拿出来作为反对琼海更名博鳌的理由似乎相当充分，但这实际上也不成立。“改革开放”后，海南省下辖市县为了“发展”而更名以及琼海试图更名的先例早已有之：1992年，琼海就申报“撤县并市”进行专题讨论时，有人提出设市后琼海应该更名为万泉河市，以“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家喻户晓的革命老歌拥有的知名度促进招商引资，并且作为方案之一上报，只是被民政部方面认为应该保留琼海的名称而更名未果；2001年7月，通什市更名为五指山市，是年8月，原来的五指山乡按规定更名，被叫成了水满乡。

其实，反对更名的深层理由并不难理解。万泉河之歌毕竟颇有渊源，在自然层面万泉河施惠于琼海全境，是养育琼海人的母亲河；而博鳌在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以贫瘠险恶的面貌出现。“渔困于海禁，农困于咸伤，士无可守之业，商无可费之资，其何以苏之？”“邑之乐最后厥一焉，不啻小矣……”，乐会都是如此偏远狭小，那么，博鳌之身微更是可以想见。而从海港的角度，1930年陈铭枢总纂的《海南岛志》在描述海南岛港湾时，按照自然条件以及政治、经济、军事价值等估量的五类港湾中，博鳌被列入第四等。虽然这时博鳌已是一个繁忙的商港。但这一等港湾“均可为辅助港，要无重大价值也。”今天博鳌的突然发达，更像一个新贵，在琼海全境的认同度自然不够。2006年10月，海南省民政厅表示：保持琼海市名称，琼海市不宜改名为博鳌市。至此，持续数年的更名风波才宣告结束。

在琼海，“不懂”这个词很玄妙。比如，你懂博鳌吗？你懂螃蟹吗？是探究你对事件事物的了解程度；比如，你问，“阿公，你懂琼海要改名博鳌吗？”阿公说不懂，除非是真的听不懂，否则就是防范和拒绝。

虽然这里大部分人对自己的历史并不全然了解，仅知片段，但却知道用大脑选择“不懂”一些历史场景和嘈杂现状，基本上可以恬淡从容，面对万泉河和大海，观看热闹的景象，如同看戏赏剧，等待着这一幕的结局，下一幕的开始。

 

在博鳌最早繁衍生息的是疍民。有文章认为，“宋代天圣元年(1023)，疍家人集资在博鳌建起三江庙，此时在此居住的疍家人已有一定数量和规模。”但没有给出支持这个说法的确切记载。在正德《琼台志》等志书中，三江庙是“宋天圣元年乡人建，祀三江晶信夫人”，并没有确指为疍人所建。

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在《诸蕃志》“海南”中提到：“琼州……属邑五：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于舶舟之中分三等，上等为舶，中等为包头，下等名蜑舶。”“蜑”同“疍”，蜑舶即疍民打渔连带居住的船舶。此时的乐会北部还没有被划置为会同，乐会的港湾主要就是明代时称为调懒的今谭门港和博鳌。因此，当时活动在乐会的蜑舶应该就是在谭门和博鳌，可以判断博鳌宋代有疍民的活动，但赵汝适对于乐会疍民的具体活动没有进一步的描述。

而南宋另一位地理学家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蜑蛮”一节，对疍民的生活场景进行了极为生动的记述，可以视为古代各地疍民生活的常态:“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钦之蜑有三：一为鱼蜑，善举网垂纶；二为蚝蜑，善没海取蚝；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凡蜑极贪，衣皆鹑结。……夫妇居短蓬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儿自能孩，其母以软帛束之背上，荡浆自如。儿能匍匐，则以长绳系其腰，于绳末系短木焉，儿忽堕水，则缘绳汲出之。儿学行，往来篷脊，殊不惊也。能行，则已能浮没。蜑舟泊岸，群儿聚戏沙中，冬夏身无一缕，真类獭然。”

清乾隆学者檀萃在《谈蛮》中，进一步对疍民的来历及管理进行了具体描述：“蜑人……昔秦攻越，越人莫为秦，皆入丛薄与禽兽处，此其遗民也。晋时不宾服，自唐以来，计丁输课”，明代洪武初年，开始编户，设立里长，属河泊司管辖，按岁收取渔课。无论是“真类獭然”还是以蛮相称，“性粗蠢，不谙礼数”的疍民向受歧视和迫害，“土人不与婚，不许陆居”，是古代疍民受到的标准待遇。清雍正初，甚至被明令削除旧籍，与编氓同列。

正德《琼台志》在“乡都”一节中记入“博鳌浦莫村都 在县东(民疍) ”，印证了在明正德之前博鳌已经沿袭了洪武初规定的行政设置，专设机构负责管理在博鳌浦（浦：水边或河流入海处）和莫村一带居住的“民疍”。一种观点是“民疍”为疍民的倒置；但《海南地方志丛刊  正德琼台志》中，彭静中将此句点校为“博鳌浦莫村都 在县东(民、疍)”，这种理解倾向于在博鳌，疍民居海中，莫村都还管辖着陆居的其他居民。

明正德七年，海南有疍户1913户，其中会同县88户，乐会县疍户112户。就明代乐会县的划置判断，乐会县疍户必然主要聚集于博鳌。这之后康熙八年本《乐会县志》则续记了疍户数量，从明嘉靖元年的114户到万历十一年110户，增减十分有限。清朝对疍户的统计改为疍丁，“顺治九年疍丁一百四十六”。《宣统乐会县志》中，记载了康熙元年至十一年“河泊所疍丁一百四十六”。这是最后一次对乐会疍民数目的记载。原因应该是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通令解放贱民，疍民终于成为“人民”。

 

如果在博鳌浦的疍民确实没有上岸定居，那么曾繁俊的祖先曾尚仁（原名居仁）很可能就是在博鳌墟（墟：村落或乡村集市）居住的第一人。《谈蛮》记载疍民“其姓麦、濮、何、苏、顾、曾。”今天在博鳌很容易遇见何、苏、曾三姓居民或村民，但没有人认为自己是疍民之后。在今年75岁的曾繁俊的记忆里，博鳌的疍民大多来自陵水，春天东南风刮起时过来博鳌捕鱼，秋天东北风吹起又回到陵水。

曾繁俊说自己的始祖来自福建莆田甘蔗园村，但还有说法博鳌曾姓始祖来自莆田衍井亭村。曾繁俊是居仁公第十世裔孙。他参与重修的《博鳌曾氏支谱》序中记载：“居仁公乃元发公之后裔，公于明末由陵水入乐会开基博鳌。”《宣统乐会县志》“仕宦 例员附”记载了曾尚仁“任乐会城守，征黎有功，升琼州府中军”，但并没有记载具体的年代。《博鳌曾氏支谱》也没有提及居仁公升官的战功，但记载了他任中军时，在海上巡逻时候防范海盗，缉捕走私，因遭台风被风浪打翻战船，在海中遇难的故事。

曾居仁的生平记载十分有限，但仍可以相当程度上还原明代博鳌面貌。族谱记载曾居仁生于癸卯年八月十六日，有明一代，癸卯年一共出现四次，中晚期的两次分别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和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并且居仁公“任中军千统，因任汛乐会，后迁卜营西营。”“卜”即博鳌旧日俗称“卜鳌”。正德《琼台志》“海防”中只记载了博鳌设立峰堠，“差兵夫昼夜瞭望，遇警放烟”，有旗军26名看守，还没有设立营哨；按康熙八年本《乐会县志》“兵防志”记载，博鳌港营哨的创设是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每岁春夏拨捕盗总甲两名，督兵驾舡，春夏在博鳌港出汛，秋冬撤回。原额官兵五十三名，崇祯年间裁四名。”曾居仁育有三子，并且是巡海遇难，殉职时应该正值壮年。这样，曾居仁在1543年或1603年出生都有可能。

乐会“附黎近海，防御尤急”，曾居仁既平黎又拒海盗，成为海陆两栖战将。正德《琼台志》，甚至将博鳌港外的巨大礁石都记为防倭利器：“水自万泉江来，会潮成港。中有大石拦阻倭船，俗呼圣石。”但现实中的海盗“大抵多华人，倭奴直仅十之一二”。乐会举人何日丁记载，“隆庆壬申春，巨寇李茂统一百馀艘顺流入港，上攻县治，烧掠一空。又深入邑之乡落，搜掳子女财物，大肆残虐。当其时，乐人逃避贼锋，父子、兄弟、夫妻殆不相保，而怨讟盈道矣。”

这时，乐会县治已于元朝大德四年(1300年)迁至乐城岛，在万泉河与九曲江、龙滚河合流入海之前，被万泉河四面环绕合围，可以借助天险防御贼寇，确保县治安全，无需再筑垒城墙。隆庆六年(1572年)李茂之灾让乐会知县张纲猢狲灌顶，立刻操持起来，用石料筑起“周围三百七十二丈，横则百余丈”的城墙，围住占地183亩的县城内城。如果曾居仁出生在嘉靖癸卯年，就正好经历了这场重大变故。

如万历元年吏部尚书张瀚在晚年著成的《松窗梦语》所记：“山瑶海寇纷纷流毒地方……且虎哄狼吞，籍粮于我，胜则毒噬无厌，负则飘扬远遁。……盖海上之寇,每结山寇为心腹，故欲剿海寇，当先除山寇，欲除山寇，当整齐约束齐民。”曾居仁从军的大背景和工作内容大抵如此。

曾居仁的尸首没有被家人找到，只打捞起一对龙虾。他的墓茔也只能是一座衣冠冢。曾繁俊准确地在东山街找到了曾居仁墓葬地，“我老祖宗的墓被压在公路里。”日据时期这条路只是在墓前经过，但墓碑被毁坏，剩下的居仁公墓茔只是高出地面一点点的一个土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土路变成柏油路，墓茔就被彻底压在了行车道下面，它的西南侧海岸是博鳌论坛成立会址。

由于缺乏史籍明确的记载印证，曾居仁最早在博鳌墟盖房定居之说仍然是一种猜测，这种“历代相传”的说法在博鳌不止一个，但无论是谁开基博鳌都值得后人追思纪念。曾繁俊的思绪回到先祖开创的基业，“我祖宗看中博鳌这个地方，是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博鳌曾家当年都住在西园村，有十多户，瓦房几十间，三百多亩地，大家种地打渔，边上是万泉河，望过去就是玉带滩了。”博鳌在1958年大跃进时合并成朝阳人民公社，1961年又分出来变成博鳌人民公社。“曾家的祖宗地就被政府征用，成了博鳌人民公社造船厂。给了我家三百来块钱，家就搬到博鳌上街曾家祖宗留下来的旧店铺。”1998、99年间，造船厂也被蒋晓松的晓奥公司征地。今天，在中信地产“一岛四地九盘联动 再一次改变海南”的招贴后已经封顶的博鳌三江口滨水旅游商业区二期工程，严严实实地遮挡住了曾繁俊看向三江入海口的视线，“这里的海变小了。”

 

虽然有“东临大海，浮天浴日，不测涯际，潮声上下，惊闻数十里”的壮丽景色，但在农耕渔猎的古代，美景不能当饭吃。博鳌的民生未必在勤，勤也未必不匮。

洪武元年，琼州元朝守臣陈乾富降明时，就以土地人民稀少，尤其是匪患作乱为由，为无从上贡表忠心惶恐地万分致歉。但土地人民稀少，并没有妨碍各朝收取田赋、税课、贡役，“又有一时坐派，出于正供之外，多非土地所产，……其数无常，不能尽述。”正德《琼台志》甚至为此发出笔记、杂谈中常见的感慨：“宽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也”；而匪患作乱，更是直接包括了乐会的黎情和海盗。

作为港湾，对博鳌最重要的影响当然是海禁。针对嘉靖元年至隆庆初年的严厉海禁，张瀚在《松窗梦语》“商贾记”中批判道:“筹国者知互市之利，而不知海市之利，何不思之甚也？……岂知夷不可无中国之利,犹中国不可无夷人之利,禁之使不得通，安能免其不为寇哉？”一语道破海禁之荒谬、为寇之根源。隆庆初年解除海禁的利好使得博鳌渔民自明末就已经出海打渔交易，也有了两天半可以抵达琼州府治海口的海上通道，甚至赌命般地远涉重洋，但还不足以改变博鳌的凋敝情形。随后，清初的闭关锁国又接踵而至。

百姓本来天然拥有的权利被朝廷玩弄于股掌之间，各种禁令、说教复杂炫目生动玄妙，但就是不痛痛快快让你得到你本该得到的。这真是“穷海熬波本自资，何需重叠设官司。”康熙二十三年大清朝正式开海，也开启了海南岛内外商船自由往来的时代。但直到道光《琼州府志》都没有有关博鳌市（市：买卖之所）的记载，这部叙事到1840年的志书表明这之前博鳌仍然无像样的经济可言。第一次将博鳌作为市登录入志的是宣统3年(1911年)由林大华主纂的《乐会县志》，并记载了博鳌市已有87家店铺，22家民户。就是说，道光之后宣统之前，清末的博鳌才终于成市。

只要有了市场，繁荣自然随之而来。虽然博鳌港内礁石林立，“大者如门户，误触之船底立碎海中。”但摆脱束缚的博鳌人早已熟谙了博鳌港的一切，懂得如何克服天险，所以“商船欲进者，需雇本港小渔艇为向导。其水可折入，非土人习于操舟不能知也。”“博鳌港，可泊大船数十只”的景象终于开始出现。“其出入口之船舶，俱泊于此。每年夏秋间，有临高、海口等渔船捕鱼，相为贸易，秋后旋归各埠。”

博鳌的第一个繁荣时代来临了。由南洋、香港、澳门以及东南沿海各省的货品自博鳌港输入，本地特产如槟榔、椰子、蜂糖、枋板、生猪等亦由博鳌输出，自然也带给乐会乃至会同腹地各乡的种植养殖业一些利好。

进入民国，博鳌港驶往南洋、海口、三亚等地的三条帆船航线日趋成熟。内河航线则通过流经乐会、琼东、定安的万泉河，可以通航二百余里。此时的博鳌市贸易总额已经达到百万元以上，商铺也增长到了二百余间。

海道既开，人群向海外流动的频率和范围开始爆发式增长。清末民初，在各种势力犬牙交错之间“地方不靖，乡间谋生不易，东北部之民，如文昌、琼东、乐会……等县，乃竞向安南、暹罗、南洋群岛间经营农工商诸业，甚有往安南作佃农者。”陈铭枢《海南岛志》记载，博鳌去往南洋的航线往来于与安南、暹罗、南洋群岛之间，顺风时船行速率几乎与轮船相等，十几天就可以到达；逆风时则与轮船相差十余倍，一二月间才可登岸。这些船只冬季北风期时出发，翌年夏季南风期时驶回原港，既载货也可以搭客。

从那时直至今天，琼海全境“去番”的风气从未减退。今天的博鳌镇留客村有一百七十多户村民，旅居海外的华侨就达一千多人；东屿岛为博鳌论坛永久会址建设腾地拆迁时，全岛有村民九百多人，而出岛侨居海外和港澳台的则多达一千一百多人。到2013年，琼海市人口49.8万，移居海外的侨民达55万人。

 

1901年，只有15岁的蔡家森离开与乐会县治乐成岛隔河相望的留客村，“去番”到印尼做“番客”，海途的艰险应当是数倍于民国早年。1934年，已经是印尼富商的蔡家森回到家乡与三个弟弟共同建起四座宅院，外观如四座微缩的城堡各据一势，总面积2645平方米。其中蔡家森的宅院占地六百多平方米。这个建筑群落就是目前琼海市唯一的“国保”蔡家宅。

1982年蔡家宅进入文保部门视线，同年落实侨务政策归还给蔡家。1988年3月出版的《琼海县文物志》是蔡家宅第一次出现在出版物上，在这本印刷粗陋的小册子中，“蔡家森故居”被列入“华侨名人故居”一栏。但在2003年开始申报“国保”的过程中，官方认为“故居”只能用于知名度较高人士，因而被改为“蔡氏民居”，并首先成为“市保”。至2006年成为“国保”，始以“蔡家宅”命名。在琼海市的文保名录中，能叫故居的都是革命名人的祖宅。蔡家森回乡建祖屋时，已经是坐拥12座岛屿、一只大船队、差不多一条街的商铺的“甲必丹”（殖民印尼的荷兰王室对华裔领袖的封赐），这样的励志事迹即便当时就被披露出来，也不会成为可以命名故居的条件。

深肤厚唇粗发、身板宽壮的阿龙带着养了10年的一条白狗，跑前跑后引导游客泊车、进入蔡家宅，并且有些大舌头地介绍宅子的建筑风格。这种场景已经和蔡家宅合为一体。蔡家宅全宅院为砖、瓦、木、水泥、钢筋的混合结构，二层四合，厅堂三进，大厅堂由于跃层而高达8米，院墙和柱子使用当地密度极高的青砖，砌法也是传统的“双圩”。阿龙十分概括地说出这里的几个特点：“这些是外国的”——建宅的钢筋水泥和厅里的花地砖都是用轮船运回来的；“上楼有5个地方，可以打枪到外面”——楼梯间和横廊角落都留有防御匪盗的枪眼；“下雨不怕的”—— 钢筋水泥浇筑的走廊把整栋屋宇联成一个环形结构，四通八达，即便大雨如注，也可以足不湿鞋；“花纹好看，跟别人不一样”——前檐、屋脊等处有中式宫灯、钱币纹饰雕塑以及当地象征吉祥的“蛟头鸱尾”，也有西式乃至伊斯兰风格的花盘、头像、方圆弧线装饰。

虽然草木不凋、四时花果，但“其热以炎蒸，其寒以风雨”，蔡宅二楼栏杆上红黄绿三色的彩绘，已经渍痕斑驳，尽显沧桑。阿龙说，“蔡家森是我太爷爷，他们都把我叫成管家，我就不喜欢。”阿龙的情绪相当有道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我从来都不是外人。

1939年4月15日，日军坂田混成旅团第五三联防队八百余人攻陷琼东大路墟；第二天，日军28艘舰艇在飞机掩护下，在博鳌朱塘湾强行登陆。琼东、乐会两县沦陷，蔡家森重回印尼。不愿意离开的老母亲带着仆人独守蔡宅，直至去世。之后蔡宅很奇异地分别住过日本兵、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游击队。土改后，做过乡里的粮仓乃至欢乐的“共产主义大食堂”。

 

侨居海外，靠打拼和头脑发达自己、再回到家乡繁荣乡梓，是抗战前十分普遍的状况，这也是为什么可以在博鳌看到那么多华侨院宅的原因。何麟书和何俊都是南仍村人，这里以前属于朝阳镇，今天则划入博鳌镇，成为“大博鳌”的一部分。1879年，何麟书17岁时出洋谋生；1917年，何俊13岁时出洋打工。他们去的目的地也是同一个，二十世纪初叶华人聚居最多之地——马来亚。两人回国后都没有回村建宅，而是一个办实业，一个从政。

1906年，何麟书在乐会县崇文乡创办海南第一家橡胶园琼安胶园，成功地将三叶橡胶移植到北纬16-20度并大面积获得成功，打破了三叶橡胶仅能生长在北纬10度以内热带地区的神话，并且引发众多华侨返琼投资办胶园。到抗战前止，全岛共有大小胶园94家，垦荒植胶面积10574亩，成为当时中国橡胶种植业的鼎盛时期。1952年后，在经历数度血泪交织的曲折后，几经更迭的琼安胶园在1983年4月终于物归原主，回到琼安胶园第四代传人何子彬手中。

何浚在马来亚入了共产党以后1932年回国。在做到琼崖临时政府副主席时，琼崖政府发行的纸币上还曾印有冯白驹和何浚的名字。1952年6月，“龙颜”对广东的土改缓慢大怒，由此，针对本地干部的反地方主义运动在1952年和1958年两次来临。海南区被要求“依靠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琼东、乐会两县县、区、乡三级“旧基层”的正职干部因此几乎被撤换一空，“地方主义分子”层出不穷。伴随着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其杀伤力可想而知。何浚作为“地方主义骨干”，也被撤销广州市委委员、广东省边防部副部长等职务。54岁被撤职，76岁平反，历经22年。

南仍村里并不种橡胶，村民大多种植槟榔、水稻、辣椒，但都知道何书麟集资5000光洋回国办胶园的故事，也知道他的老宅所在地。这里已经没有了何书麟家的房子，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砖房，是当地很典型的正屋形制，正脊两侧的翘头是象征富贵庄严的蛟头，但却没有两侧的厢房。门前的地面仍有何麟书老宅堂屋的青砖地面，地基仍在；何浚故居掩映在一片槟榔林之间，只有村人踩出的沙地可以通过，凭任风吹雨打。仅剩的一间低矮小屋应该是厨房，爬满了一种被村民叫做双炮子的藤类植物，结满了双双成对的青色果实。旁边同族亲戚的庭院也是残垣断壁，破落的正屋、厢房中残破的桌椅依然有旧式家具的余韵，看上去应该是当地最爱的八仙桌和官帽椅。1961年初，广东省委批准何浚回海南走走，但他并没有回到南仍村。

两人的经历非常值得铺陈开来仔细研究。何麟书的胶园故事被媒体大量报道；广东、海南的反地方主义亦有学界和当事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回忆，即便在琼海，这桩错案也开始被关注。希望他们的往事不要像两家在村里的祖宅，一处破败到失去了原形，一处被覆盖只留下些许踪迹。

他们两家的祖宅都是在1973年被台风摧毁的。是年9月14日凌晨1点多开始，第十四号台风从博鳌港登陆，县气象站的观测仪器直接被台风毁坏，相关气象数据由海南气象台事后运用风压公式推算出来：登陆时中心风力每秒70—80米以上，12级以上旋风半径50公里，12级以上风力持续4个小时。台风情形几乎与康熙八年本《乐会县志》中的描述如出一辙：“夏秋发飓……将起，海鸟惊鸣西向，树叶皆向南作翻转状。或海声大震，或天角有晕如半虹。俗呼为‘风路’。而《岭表录》谓之‘飓母’。或逾时而作，暴雨挟之，撼声如雷，拔木飞瓦。人皆入矮屋中避之，不能行立，牛马不能出牧。或风雨中有电，回南者最大，损伤万物。”

博鳌10公里的海防林基本被连根拔起，断锚的渔船如树叶般在波涛中翻滚，然后沉没、搁浅。整个博鳌公社伤亡一百四十多人，死亡17人，3415间房屋倒塌，博鳌几近废墟；琼海全县死亡771人，全倒房屋10万间。风停以后，整个琼海的情形如同刚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风之暴者为飓，其大而久者，谓之铁飓”！在博鳌，还有一种天灾可以与台风类比。康熙八年本《乐会县志》“地理志 海潮”总结道：“ 或春月东风大作，海涛挟雨，翻腾而起，高溢数丈，滨海之地，如博鳌、中珠……等田，皆为咸末，谓之‘海溢’。非经淋雨洗涤，则斥卤之畴，猝难耕种，民皆病之。”这就是之前提及的“咸伤”，也是旧往常常禾稻淹没、榔椰萎败，人民穷困的主要原因之一。1975年，在沙美内海却出现了一次另样的“海溢”。沙美内海严格意义上应该是一个湖，由九曲江和龙滚河交汇后形成内海，沿着玉带滩北流，在东屿岛与万泉河汇合，流入南海。河海交融，淡水与咸水互相搏击交融。

1973年大台风到来之际，琼海县委副书记林诚正带着一些社队干部在大寨参观。第二年，“农业学大寨”和“想大的、干大的”口号相结合，如飓风般刮遍海南。琼海县委连续开了几昼夜常委会，研究“干大的”。于是县水电局副局长伍汉浩设计的“东海分洪工程规划”横空出世：在沙美内海建一条堤坝，堵住九曲江和龙滚河水流向东北方向的通道，再在这两条河的下游建一条堤坝，挡住万泉河水和博鳌海潮，最后在两条堤坝中间的旧河道上造出“万亩良田”。

1975年1月5日东海分洪工程动工。这个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工程手续竟然相当完备，技术人员七次亲临现场考察定案，省、区革委会正式批准。“大战东海分洪”用的是全县出工、人山人海战术，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完全靠“纯手工作业”。全县35000名民工用25个昼夜，完成60万土方，在东海大队东坡挖通625米长的出海新通道，在沙美内海填起1250米长的拦河堤坝。1月22日，沙美内海堤坝合拢；30日，新河出海口挖通。但庆典的鞭炮锣鼓声还余音袅袅，被新坝挡住的龙滚河水、从新出海口倒灌的海水就直接淹没了邻县万宁龙滚河两岸的近万亩农田。

事情最终是用万宁“黑青”（憨直鲁莽，海南民间以此戏称万宁人的性格）的方式解决的。多方调解不成之后，万宁县委书记默许龙滚公社用“群众自发破坝”的方式解决。2月5日，公社书记莫书标抽调300名男性民兵赶往分洪大坝，不要大队干部，不要家庭背景不好的，“以免被说是阶级敌人搞破坏”。下午2时许，龙滚公社民兵用二三千公斤炸药在6个炮眼分2次引爆，堤坝立刻断沉150米，滔滔江水汹涌而出，去了本该去的三江入海口。一次人为的“海溢”就此结束，官司打到海南区党委，也是个不了了之。

今天，黄培日的鸭塘位于博鳌东海村东坡五村，就在分洪大坝残坝南侧不远。和赤脚的黄培日一起走上残坝，能看到被踩出的小道两侧倒是已经变成了良田，大概四五百米长、四五十米宽的残坝上，有不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村民自发开出的菜地和种植的椰树、槟榔树。从尽头看向对岸的培兰村和沙美村，还有一小截残坝隐隐可见。

65岁的黄培日现在应该算是东海村的名人，因为不久前电视台放了他养博鳌东海鸭的片子。东海分洪工程的事情过去已经太久，黄培日今天更关心会因为征地失去他的鸭塘和住屋。“我们祖宗就在这里捕鱼，靠劳动致富。迁走我们，我们哪里劳动哪里致富？怎么样规划，农民心中都没有底，不知道赶到哪里。”一来黄培日从2004年开始养殖海鸭，即使没有电视台宣传也早已声名远扬，存栏最大可以有5000只，收入不菲；二来征地的消息已经山雨欲来，不管是防洪坝还是房地产，征地以后他辛苦经营起来的生计就会付之东流。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很懂东屿岛的渔民离开家园以后的境遇。

 

黄培日担心的这件事情始于1992年。博鳌扬名之前，琼海最大的机遇就是1992年11月撤县设市成为县级市。在这之前一年，琼海财政刚刚摘掉靠吃补贴度日的帽子。成为琼海市伊始，招商引资自然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被称为博鳌论坛之父的蒋晓松就在这时来到博鳌，囤地1396亩。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家族、影视界赋予的艺术气质让他拥有理想主义精神；侨居海外、周游世界给了他很高品的国际视野和政商资源；尤其是，这个人还坚忍不拔。因此，银根紧缩不但没有让他弃博鳌而去，反而规划了更大面积的“博鳌水城”。尽管对博鳌论坛原始构想究竟出自谁手的议论至今没有平息，但没有蒋晓松，策划只是空谈。

在胡锦涛表示对论坛的支持和合作后，2001年2月亚洲论坛落户博鳌。随后海南省政府很快就正式批准41.8平方公里（包括8.5平方公里水域）的博鳌水城为“特别规划区”。蒋晓松终于盘活了在博鳌的存量，闻声而来的中远、广铁、海航、中信、宝钢相继进军博鳌。2002年3月，琼海再次调整行政区划，原来21个乡镇撤并为12个。这次撤并表面上是对人民公社化模式的改变，实际上博鳌论坛之凌空出世，才是调整的真正落脚点：除了旧的博鳌镇，“博鳌水城”还涵盖朝阳乡和九曲江乡的一部分；调整前博鳌镇只有39平方公里，而新博鳌镇面积为86平方公里。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很多游客来到博鳌，到处寻找“博鳌水城”无果的原因，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宏伟的”房地产“特别规划区”，而不是他们想象的一处滨海公园。

自此一瞬间，博鳌入海口区域一下子变成了全世界最美的入海口，几乎圈进博鳌海岸和腹地最有价值地段的“博鳌水城”被描绘成为人间天堂。人类对美的感受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博鳌人自然会觉得家乡美，游客用感受和阅历判断美，商人则是为了利益把美景忽悠到极致。博鳌有大美，但当被商业项目圈走了这里最美和最有价值的土地、水域乃至美景以后，再跟在开发商后面一起赞美歌颂，那就是真的缺心眼了。

媒体对蒋晓松的赞美滚滚而来，一个故事可以被再加工后继续海量散布。比如，“最终坚定地选择博鳌，还有另一个原因。1992年一个春雨霏霏的清晨，从玉带滩到龙潭岭，蒋晓松坐着租来的小船，整整周游了一大圈……而在告别时，才勉强收了他两元钱。”两元钱轮渡“一直打动着蒋晓松”云云。那时，在海边摆渡的渔民并不多，他们中已经有去世和重病的。可惜今天很难找到这位渔民，听他亲口讲讲是如何感动了蒋晓松。

到1996年夏天，蒋晓松两次雇东屿岛渔民李既英的小船进行考察。那时东屿岛的渔民用自己家小船环岛一次20块钱，从滨海码头到岛上是一块钱，来回两块钱。李既英第一次从滨海码头载蒋晓松逆流而上到蔡家宅，收了30块；第二次则是蒋晓松专门找到李既英包船，从早上八点开始环东屿岛一圈，之后上岛考察，12点前后到沙坡岛看到两三点，“给我100块，就是这个价啦。”这个价格高于1992年，在今天看来则是不可思议的低价。

之所以费力考究这点船资，是希望人们知道，博鳌人淳朴厚道，渔民文化不高，但并不愚蠢；也是告诉大家，资本追逐利润从来都不会以被朴实善良感动为前提，并且因此分利，这样没边的赞美看起来更像是抹黑。在中国，土地是一桩大买卖，但必须参透全民所有、集体所有这层迷雾，并且需要掌握或者获得政商两界的资源，方可参与其中，蒋晓松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对于大多数只是曾经居住或者使用着一块地的人来说，一旦这块土地进入交易，能获得的只是这块肥肉炖出的一锅汤溅出的几滴汤汁而已。

 

2001年7月，为了建设博鳌论坛永久会址，东屿岛上四个自然村的二百四十多户居民开始搬迁。安置区建于博鳌滨海路北段西侧，“博鳌通往琼海城区的主要必经之路，属博鳌的黄金地段。”现在，已经搬到安置区十几年的一位大姐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离东屿村委会不远的一个街口摆摊。村委会在镇上大元路1号，算是安置区里面的黄金地段，隔了一条街才是真正的“必经之路”。不愿意说出名字的大姐说，那边没有自己的地方。

大姐原来在岛上的时候相当忙碌。每口人四分地，她家四口人一亩六分地，“可以收五六百斤稻，够吃了；还会养虾、螃蟹，一次收一两万，一年养两次；蔬菜就更多了，还养鸡鸭鹅。原来谁家的虾要是养大了，就煮一大锅虾粥，现在吃不起，几十块一斤不舍得买。”说起补偿安置，大姐的口气加重很多，“很少很少了。要有果树，像椰子树，能结果的250块一棵，没长大的50块一棵；房子看是旧还是新的，面积像120米那样，新的可以值六七万，旧房只值四五万，出来都不够盖房子；田地按人头一个人补偿给一万三；虾塘我们家是五亩，赔了9万块。赔的全部钱二十一二万，拿出来盖新房就差不多用完了。别人要没有虾塘就是十几万出来。”出岛后，大姐的老公在中远的公司开旅游船，还是拆迁时给的指标。“淡季几百一千，旺季也有二千多的时候，没有基本工资和保险的。好在两个孩子长大了，都中专毕业了干工。”大姐的小摊卖椰子、槟榔和小食品，旺季一天有几十块，淡季就不做了。这样的小摊，在旺季里面也有淡旺季，旺季里的淡季一个椰子挣一块钱。她看看关着门的村委会，“村里没话说了，没会开。”

但陈业芹刚刚不久按村子里的要求，填写了“东屿村60岁及以上三沙渔民作业情况调查表”。1971年，为支持西沙的国防项目1894工程，琼海专门成立西沙水工连，协助军方做水下工程、建设港口航道。民兵连里有6名东屿岛民兵参加，陈业芹是其中之一。在西沙的永兴岛和石岛，陈业芹他们用炸药炸开树花（珊瑚礁），排除航道险阻，让登陆艇可以进入；那时候中国只有两艘日本进口的挖泥轮，一艘反帝号、一艘反修号，这边调来反修号，挖出泥用300吨的船拉到海外倒掉，就这样建起了永兴岛港口……陈业芹干了一年多，为保卫祖宗海做了一份贡献。

祖宗地、祖宗海在当地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两个名词，联结着他们的血脉、宗族、生计这些最终的寄托和归宿。祖宗海的说法被官方以及媒介默默地认可，在外交上成为争议领海世代归属中国的不二证据；但祖宗地的说法在这里并没有祖宗海那样的灵光，2008年7月，海南省人大通过的《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调查处理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祖宗地”为由要求确认土地权属。 

陈业芹离开祖宗地，从岛上搬出来的时候一家七口得了不到三十万补偿，盖房16万，游艇公司入股几万，加上孩子上学，就基本没钱了。这一天他正在家里歇工，因为客人少，一个月只能干20天，休息10天，发20天的工资。到旺季，收入也就是一千二百到一千三百块。“现在的问题，大家自己搞起来的旅游业很成问题，搞不过国企”，他说的是自己参股的鳌乡游艇旅游公司，摆摊大姐老公打工的是国企的公司。“他们有会址，旅游的客人就不会来我们这里。镇里市里都很难帮助，市里没有权力管理会址，镇里的旅游业要搞好，上面的政府要调控一下，给本地的企业一些机会。”

而站在游客的角度，在博鳌旅游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会址这个招牌和吸引游客的优质资源被国企垄断，同时也连带使用了玉带滩这一自然资源；民企则只能渡客到玉带滩，即便想方设法搭售一点水上游，也阻挡不住客人想要参观政要开会场所的好奇。但满足这份好奇的要价高的离谱，成立会址奉送玉带滩88元、永久会址奉送玉带滩128元，价格奇高也许是着眼于分点利给二手贩子吧。于是游客可以在公交车上、街边、小店里买到最多能便宜一半的门票。但如果买到成立会址奉送玉带滩，除非你被蒙在鼓里，不具备区分成立会址和永久会址的知识储备，否则接下来就会后悔没有买却不会再买永久会址奉送玉带滩，真是百爪挠心。真正聪明的游客，则涌向博鳌湾北面与酒吧一条街相邻的免费沙滩自行欢乐。

“我们董事长的说法是能坚持就坚持，看能不能渡过困难时期。再不转变，只能倒闭了。”陈业芹虽然郁闷，但相当的达观，“现在收入很单纯，以前抓点鱼搞点虾塘，可以很多方面凑起来，收入比不上现在。但那时候的收入可以过得很好，那边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过按长远看还是现在的生活好，谁都想住城市。”真正让他忧虑的是自己已经63岁了，很快就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土地生计，以后生活都无法保障。“这里60岁以上，国家给120块一个月。”陈业芹不禁苦笑。

除了游客，陈业芹他们很少与从大陆过来住在博鳌的人交道。能让他有切身感受的，是市场上的东西很贵。“他们的消费能力与我们不同，过来的人越多，我们的压力就越大。生活各过各的，不过他们买菜的人比我们的多，他们买好吃的东西我们买不起。”

 

博鳌论坛用一个概念带给博鳌一个黄金发展期，也因为这个概念的成功坐实，导致博鳌沿海几乎所有黄金地段都被各路地产项目瓜分。在飞速发展的主旋律中，个人的命运和整个社会对财富的极度需求相比，渺小而微不足道。老百姓大多只能靠打工维持生计，话语权和资源都不在自己手中。追涨的循环下，享受地产经济好处的，只是极少数人。大部分普通的博鳌人，都在为地价腾升带来的后果买单。即便对于琼海市和博鳌镇的政府来说，也是别人吃肉，自己喝汤。

博鳌很多村委会的宣传栏里都写着“永远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1994年11月海口“海交会”上，琼海推出了一句“可以代表海南水平”的口号：“让别人发财  求自己发展”。这是当时海南东线高速琼海段最醒目的地标；及至2001年博鳌论坛落地后，镇政府提出“服务论坛，发展自己”。两者的内涵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这一类口号，是不是把主体倒置了？

这也是2012年起，琼海开始实施“不砍树、不拆房、不占地，就地城镇化”，普惠城乡百姓政策的一个背景。在博鳌腹地的各个村庄，基础设施开始逐渐向城市靠拢。通向会址道路两侧的朝烈村、美雅村、西村、大路坡村一路相连，变身博鳌乡村公园。但走入这些村庄，旅游看上去更像他们的辅助产业，本村人的常态生活基本保留。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理解“三不”，在目前的体制下，可以认为是一个很高级的政策。要是本地居民和村民靠山吃不到山，靠水吃不到水，那才是一种悲哀。这正是东屿岛村民心中最大的痛，也是黄培日心中的恐惧。看“三不”加就地城镇化，有时恍惚间会觉得是对城镇化的抵制，只是不知道抵制的主体是哪一家。

陈业芹现在想要回东屿岛上看看很不容易。他家的老房在岛的北面，还没有拆掉。先两年还可以上去看，现在岛上管理越来越好，上不去了。以前他有条十一二米长的小船，“木船一丈八”。船没有了，房前的菠萝蜜树还在，长得很大。“有在岛上打工的村民，他们上去摘几个回来给我。说长了很多大果在上面……”

 

在博鳌被清澈的阳光一点点晒黑。能了解琼海那么多，写了博鳌这些事，本初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作为一个人所必须的干净的空气、水和食物，使得父母不顾年事已高，来到这里做候鸟，尽管这里的公共管理和服务相当不成熟。其实哪里都有美景，又有谁不爱自己的故乡，让子孙随时环绕在身旁？想到这里，尽管天气很温暖，但心中还是不免掠过一丝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