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杨亚辉，“杨”是姓，“亚”是辈——我的兄弟姐妹等同辈的都有一个“亚”字，“辉”算是我姓名中的个性标识了。我从来没有问父母为什么给我起这个名字，我只知道在老家陕西关中一带，这个名字非常常见，经常听到有人在背后叫我的名字，但回头一看对方叫的不是我。
从小到大，父母叫我“辉辉”，爷爷奶奶叫我“辉娃”，同学朋友叫我“亚辉”，我在QQ上使用的第一个昵称是“辉仔”，后来毕业到海南工作，当地的朋友叫我“阿辉”或“辉哥”，领导长辈常叫我“小杨”，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叫我“老杨”，学生们叫我“杨老师”，而在这个老总盛行的年代也有人叫我“杨总”。我想，对一个人姓名的不同叫法，蕴含的是一种和年龄、职业、地域、亲疏等因素有关的特殊意味。在这些叫法中我最喜欢的是“辉辉”和“辉娃”。
在没有上学之前，我们的名字只是用口语交流，不需要写出来。但上学后，我们就要在自己的课本和作业本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了。说起上学，我不由自主的回忆起了儿时的情景。小时候，我的家就在小学旁，每天看到哥哥姐姐们背着花花绿绿的书包上学我就羡慕的要命。当时的农村没有幼儿园，小孩子先上学前班，然后才上一年级。有一天到了学校报名的时间了，我的心又痒了，我让爸爸给我报名，但他说我五岁太小，明年再上，我哭闹一番也没用。
当年五岁的我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件颇具“胆识”的事——借钱上学。这个大胆的想法让我激动不已。我打听到报名费是一块钱，立即就在左邻右舍转悠，寻找可以借钱给我的人。当年借钱上学的细节我已经忘了，我只记得我向张大爷借到了一块钱，然后飞快的地跑去交给老师，老师也居然给我报名了。父母知道我自己报上名后大吃一惊，又气又笑的接受了儿子自作主张借钱上学的事实。这个事当年一度在村里传为“美谈”，经常有人指着我说，这是老杨的娃，特别爱上学，年龄不够，爸爸不让上，自己借钱报名的……
再后来，时光如梭，我一路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读下来，整日忙于学习、工作、成家、立业，一晃二三十几年过去了，在老家待的时间太少了，每次回去待几天又匆匆上路。当年我读学前班报名费是一块钱，如今我儿子读幼儿园报名费是八千元。简单的来比对，当年的一元钱在面值上相当于今天的八千元，而在恩义上更是重于万金。这么多年来，我不时会想起借钱给我报名上学的张大爷，也想去看望他，给他包个大大红包。可是当我决定把想法变成行动时，却听父母说张大爷已经去世了。“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如今，恩未报，人已去，懊悔之意，无以言表。我在心里狠狠的骂自己：“杨亚辉，你读这么多年书，真正的书你没读懂。”
还有一个关于我名字不太“光彩”的故事，由于我反对暑假补课，在高二开学大会上校长通过高音喇叭播出了一则通知，大意是杨亚辉同学在暑假补课中无故缺席35节，经研究决定给予某某处分。参加高考时，学校为我们梳理档案，许多同学借此改名，我也动心了。我征求父亲，父亲说我自己可以选择，在父亲眼里我已经是一位可以自主做主的大人了。
大学毕业后，我走上了工作岗位，选择了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海南。没来海南之前，我在网上就搜到博鳌亚洲论坛会址，对海南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向往，身不由已就选择了海南。当学院领导来西安招聘时，我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琼海的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学院里从事教育工作，也做了跟我名字有关的事业“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我的名字也从“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优秀指导教师”、“海南省教育系统道德模范”、“琼海市优秀青年”、“海南省科级进步奖”等荣誉里不断出现。
来琼海三年之久，我慢慢地熟悉了本地的人情风俗，也发现琼海作为一个亚洲论坛会址之地，名扬世界，却没有一个门户网络，对发布和查询信息都很不便。当时我脑子里便有了一个念头就是创办一个可以让外人了解琼海，对琼海人便利的门户网站。我的想法得到学院领导的支持和帮助，还给我提供办公室和勤工俭学的学生做帮手。2007年，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我创办了地方门户网站——琼海在线，也得到很多志同道合朋友的帮助和支持。“挖掘当地文化资源，传播弘扬正能量”是我创办琼海在线的一个理念。
近年来，随着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越来越流行，人们在上面的名字也五花八门，但我坚持用实名或以实名备注。网络是虚拟的，但网络背后的人是真实的，使用实名即是一种坦诚的态度，更是一种社会的担当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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