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业基
一日早上，我上嘉积南门菜市场买菜。走到便民摊位前，看见有人在卖豆腐脑，我双眼亮了一下，花了三块钱叫了一碗。坐在摊后的凳子上，看着老板娘用碗盛着豆腐脑，我的鼻尖就闻到了红糖姜母汁那甜辣的味道。接过碗子，看着碗中的豆腐脑，白白的，嫩嫩的，红糖姜母汁香甜香辣地流动着，红白相间，甜辣的味觉不觉沁入心底，嘴巴不由“咂”了一下。我用汤匙慢慢地搅拌，使红糖姜母汁充分融入豆腐脑中，然后轻轻地舀起一匙，送进嘴中，慢慢品之，直觉其味地道：红糖水的香甜，姜母汁的微辣，豆腐脑的滑溜，都有。豆腐脑在我嘴中翻动，在舌尖流溜，然后在喉管中温热地滑过，落进胃中，额头上竟觉得有点汗渍。咽下第一口豆腐脑，我不禁直呼：“好，好，好！爽，爽，爽！”老板娘看看我那馋样，笑嘻嘻地说：“你们这些老的来吃豆腐脑，吃的是记忆，品的是童趣。”我抬起头，望着老板娘，笑了笑，说：“对呀，你说出了我心里的话。看到你在卖豆腐脑，我就是想起‘文革’期间在嘉积中学‘读书’时吃豆腐脑的情景来的。”
1966年下半年，在琼海师范附属小学刚读高小仅三个月的我便因父亲是生产大队的“走资派”而回到家中放牛。1968年秋，“文革”进入“复课闹革命”阶段，我被“推荐”上了嘉积中学“读”初中。当时，初中学制只两年，那两年学校根本就无法开展正常的教学，学生没有课本，老师还在“监管”中，勉强上了一两节课也没有安排作业。学生在校大多时间花在参加各种活动中，如：或参加各类型的大会小会，或夜间积粪肥白天种瓜菜、或到里邦坡挑石头建大坝，或整日整夜在校园里挖地道搞战备、或持标枪戴袖章日夜在街上巡逻站岗……到初中“毕业”时，语文只会背诵“老三篇”（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数学只看标尺（跟老师一起测量地道），英语只懂念abc，其他学科一概无知，基本上算是“学盲”一个。
那是一个午后，我和我们“连”（那时的班级叫做连）几个同学换班后从地道里爬出来，到宿舍里拿出毛巾和铁皮水桶到宿舍后面的井里打水洗澡。井是一口深井，连结两根椰子绳才能打到水，等到把水提上来人已累得直喘气，只好用口杯舀水囫囵冲了一下就回宿舍。累，加上饿，我整个人像散架一样躺在床上。这时，校园内响起汤匙敲击的声音。我知道，这是小贩在卖豆腐脑。卖豆腐脑的小贩肩上挑着担子，一头是用木板做成的豆腐桶，里面装着豆腐脑，盖子用纱布包着，看起来清洁卫生，也起到保温的作用；一头是竹片编织的篮子，里面装着红糖姜母汁罐子，还有小碗和小汤匙。小贩从不吆喝，只是一边走一边敲击汤匙，或是撂下担子站着敲击汤匙。听到的人自然就知道他在卖豆腐脑。当时学生大都喜欢吃豆腐脑，所以他的生意还可以。我一直也想吃，但家里是生产队里的超支大户，所以只能抑制自己的吃欲。虽说学校每月发给我两块钱的助学金，但我每月必须交出一半给母亲买盐和咸鱼，剩下的只能节省着花。一块钱花一个月，对现在的学生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谈”。我每周除了给食堂交大米加工费外，每餐只花一分钱买粥或打菜。家境这样，五分钱一碗的豆腐脑对我来说实在是不敢奢想。所以，每当看到有人在校园里卖豆腐脑，我就偷偷的躲在一边。这一天，实在太累了，起不来了，听着几位同学吞咽豆腐脑“吧唧吧唧”的声音，我只好蒙着被子咽口水。这时，听到一位同学叫唤我，我以为又要下地道呢，便赶紧爬起来，刚要下床，就看到一碗散着热气的豆腐脑呈现在我眼前。那位同学说：“吃碗豆腐脑吧，我请客。”看着同学们注视的眼光，我全身颤抖了。双手接过碗子，埋着头慢慢地吃着，我的泪水却偷偷地从眼眶里流了出来。那平生第一次吃豆腐脑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它已深深地烙在我的大脑里；那豆腐脑的红糖姜母汁的香辣味至今我想起来还有特殊的味道。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年，好多同学的名字我基本淡忘了，而请我吃豆腐脑的那位叫王文波同学的名字却深深的刻记在我的心底。
过去五分钱的一碗豆腐脑，我买不起；现在三块钱的一碗豆腐脑我想吃就吃。虽说，它的价钱涨了六十倍，但比起个人每月的工资来，显得微不足道。小康的日子来了，而身边的人却越来越感到陌生了，只有那逝去的同学情，还让我感觉是那么真切，那么令人难忘。 （原载《琼海通讯》2018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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