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琼海文友对周仕科同志的敬称。除了写文章外，他还钟爱种花，几乎每天早上一起来，就给花儿浇水，这个习惯已坚持了几十年。
一九五0年秋，周仕科随父母从泰国回国，那时的海南，处处鲜花盛开，一切都是新鲜的，连乡下的风也是甜的，当年的他，青春年少，风流倜傥，用时尚的话说，他那时是花见花开，人见人爱的翩跹少年。初中毕业后，他回到乡下，虽为农民，整天扛着锄头，下地干活，可他眼界不低，一九五九年秋，海南日报发表了他散文诗处女作〈秋收速写〉，引发读者关注，此后，一首首诗文，和着稻香，沾满泥巴的气味，在广东渐露头角，被誉为“农民作家"，一九六五年十月，仕科以农民之身份出席广东省先进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表彰，在大会期间，聆听过广东知名作家陈残云，欧阳山的文学讲座，带给周仕科的，不仅仅是无尚的荣光，更多的是鞭策和鼓舞。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周仕科的声名和威望，在琼海乃至海南的农民当中，绝对是个异类，也是当年叫得最响亮的一个“农民作家”，一九八三年春，他是琼海第一个被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吸收的正式会员。
因了会写文章，给仕科带来了契机，一九七0年，他到乐会公社广播站工作，一个月仅拿九块钱的微薄工资，其身份仍是个农民，这并不妨碍的创作激情，到了他的一九七六年，仕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当上了琼海县文化馆文艺创作辅导员，从此，他以培养琼海文艺人才为已任，启蒙和培养了一大批立志文艺创作的年轻一代新人。
王金波是仕科最早发现了“文学苗子"，他是泮水龙阁村人，自小喜欢文学，虽行走不便，但他对文学痴爱，令仕科感动。每次举办文学辅导班，仕科总是走上落下，为金波等乡下的文学青年安妥好吃宿，金波上课时爬楼梯有碍，仕科每次都扶搀他上三楼，有好几次甚至是背他上楼的。一九八三年，王金波撰稿的纪实文学〈王大鹏传〉，被〈琼海政协文史资料专辑〉采用，农民作者袁明书的诗歌〈脸红时刻〉发表于海南日报，这俩位渐露头角的农民作者，如果一路子的坚持写下去的话，那么，他俩的写作前途，也许会给后来的琼海文学添上一抺亮色，可惜他俩在层层重压的生活面前，抛却了文学，选择了面包，为此事，仕科纠结了很久，也为他俩的弃笔，心疼了很久。
一九七八年，我是文学菜鸟一个，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个胆子，厚着脸皮向周仕科老师主编的〈琼海文艺〉投稿，那是首散文诗，标题为〈椰乡之春〉，不久，此散文诗发表于〈琼海文艺〉，我父亲看到了，很高兴的表扬了我，我一看，脸却全红了，这哪是我的文字啊，原文三百余字，仕科老师删掉了一半，又补上了一半，为此事，我脸红了很久。
仕科进城工作后，也将爱妻和一对儿女一齐挤进了城里。有天晚上，我和裕超登门拜访，他的家就在元亨东路的县文化馆宿舍楼的三楼，十余平方米，除了一床书柜外，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厨房是个小长方形阳台改造而成的，约二三米见方，外面铺上挡风挡雨的沥青布，他的妻子蹲在地上，手拿竹火通，眨巴着眼睛，鼓饱嘴巴，对着小灶门，正使劲吹着火呢，烟雾缭绕中，妻子的脸上抹满了黑烟，她见到我，很热情地泡上茶，我清楚地记得，裕超和他坐着聊天，我则拿着茶杯，站着聆听他的文学神侃的。此后，我多次探访，他那时喜欢种花，我上门时，他常常为花儿浇水，等他忙完了，才与我聊聊，他特别钟爱那盆红梅，斜逸出二支细小的既古朴，又瘦劲的细叶枝儿，轻风徐来，摇头舒展，幽香袭人。每次造访，我都感到我的精神世界，又多了一次意外的收获。
后来，仕科调入县政协，住进了政府大院百余平方的公寓，与我仅一楼之隔，时有与我在院里碰面，某日，他匆赶步，我问，周公，又出去寄稿么？他答，不是，我送饭。见他右手提着一饭盒，我立马明白了，他的婆娘，在纪岗街买个水果摊位，风雨不改，在那里日夜值守着全家四口人的柴米油盐。有段时间，婆娘病了，他请了长假，日夜为婆娘忙前忙后，悉心照料之余，他偶尔去摊位当班，变换了个角色，他站在那里，大声吆喝了一声，自买着他的水果，童叟不欺，他每次为客人称水果，总是将秤扛抬得高高翘翘的，生怕把客人给亏了。那把沾满了油渍的称扛，一边挑着生活的烟火，一边也挑着他和他的婆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他对人生，对文学的考量。
如今，八十有余的周公，依然精神矍铄，宝刀不老，时有文章见诸报端。他是琼海市作协名誉主席，看着新生代的写手们茁壮成长，他深感欣慰。昨天，我到他家，见他总是忙着给花儿浇水，就问，今天不写文章了？他并不回答，只是朝我微笑，阳台上，那盆梅花，开得凌俏，独傲，轻风徐来，幽香扑鼻，既醉了他，也醉了我。
（2020年5月7日凌晨5点半，写于万泉河畔文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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