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钟佑先生是我的同乡。
他是我族兄张学宝的同学和朋友。年少时，因为学宝兄有好多书，我常常登门访借，因此跟他不期而遇，碰面多了也成了熟人，故而知道他是那时乡里的“识书人”，由此对他总存几许敬意。
后来，自己因为谋生计来去匆匆走南窜北，便没有了他的消息。
后来听说他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文学爱好者，后来又听说他总是怀才不遇，惋叹之余总忘不了他的形象。他身材高大有点象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但他没有孔乙己的腌臜，他什么时候都衫长裤白。他也没有孔乙己的自负，他对人歉恭，啥时候都保持一副温良恭俭让。早年我总觉得他不该走上文学这条不归路，为什么不插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去实实在在的谋点生活实惠，偏偏要去跛行这最没出色的文学之路。
再后来又听说他终于洗脚上田然后到了海南人民广播电台捧上了铁饭碗，始信“有志者天不负”，明白那最没出色的文学之路并不是由人想去走或由人不想去走的。
最后又听说他抛下了贤妻稚儿一个人静悄悄的就走了，终信苍天无情并非只是一句咒言。
今早起来，圣武师兄发来这篇文章，有如北风送寒，读后感慨良多，特此文发于此下，以做纪念，聊表痛意。
（2020年11月13日嘉积）
附：
行 者，默 默 远 去
陆圣武
获悉吴钟佑先生逝丗的消息，我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记得还在农村老家时的他，一片竹叶子掉在水缸里，他会毫不犹豫的将整缸水倒掉重挑；每天，他总起得最早，第一个上村口水井打洁净水。几十年来，不管什么时候遇上他，他身上的衣服，不管新旧，总留着刚洗晒过的微皱，还有若有若无的皂香。而今，这位对生命珍惜极至之人，死神却对他毫不客气，掷之于万劫不复的幽冥。他刚跨六旬，正是现代人界定的“中年”， 却撒手人寰，怎不令人嘘唏！
其实我应想到的。他走前不久，我约他喝茶，连续三个周末邀约，他都说肚子有些不舒服，下次吧。第三次加了一句：等好了，我约你吧。我就等。约半月，就传来噩耗。朋友告诉我，其实，这个月他就一直在住院，胃患恶症，只是不想让朋友为他担忧。他如此默别，给朋友留下的是愧欠。
我和他是老乡、同学，还是文友。初中时候的他沉默寡言。上课时，课本摊开在桌面上，却将大部头小说搁在桌兜边，低头凝神默读，所以学科成绩总也不佳。“文革”闹得最凶的那二三年，学校停课“闹革命”，图书馆也瘫痪，馆中图书自由拿取。我和他当时既非“造反派”，亦非“保王派”，连“中立派”也算不上，而是遭三方唾弃的“逍遥派”。 “逍遥派”就 “逍遥派”，我们有的是时间，便将馆中的文学名著，古典的，现代的，国内的，国外的，一摞一摞的往回搬，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斜靠着被堆拼命地读。读着读着，便有了心得，交流起来津津有味，时或兴奋得眉飞色舞。朦朦胧胧中就有了搞文学创作的欲望，虽不道出，但彼此都心照不宣。
初中毕业后，我们的命运有所不同。当我走过高中，小学教师，大学，中学教师，农场机关干部，报纸编辑等“站点”的时候，他一直呆在三江农场的一个僻壤小村里当农民。这中间，我们是偶尔见面。见面时，问他最近都忙些啥，他总说，也没啥，就是看看书，写些东西。笑意淡淡，似不值一谈。
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听闻珠江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他创作的电影剧本的消息，我十分惊诧，特意找他证实，他说是有这么回事。还是淡淡的笑意，看不到激动。在他房间书桌一叠高高的书稿前，我感动了：原来他是身为下贱，志存高远啊！
后来不知何因，拍摄之事就如泥牛入海。大约1977年，一个大干快上的年头。县驻场“路教办”就有人提出要组织批判他个“懦夫懒汉典型”。那时正好我在“路教办”当资料员，便以理抗争，我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内部处理。此事便不了了之。事后，我下队在地头找到他。看到我，正在插秧的他放下手中的秧苗，从泥地里走过来，一脚深一脚浅地，小心翼翼地，生怕泥水溅到身上。打量站在眼前的他，我是哭笑不得：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干活是一身汗一身泥，你呢，汗没湿衣，腿脚的“泥水线”之上连一点泥花也没有，不批你个“懦夫懒汉”才怪呢。他只是嘿嘿傻笑。这时同村的卢叔走过来，插话道：千万别说“懦夫懒汉”噢，全世界有几人案前的灯是夜夜亮到三更四更的呀？卢叔随意一句，却把我的心说热了。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帮他一把。几年后，我当了农场教育科长，在做调整教师方案时，就要把他的名字写进吸收新教师一项，征求主管教育领导的意见，你听人家咋说？让这样的人当教师，是不是想让我们的后代统统成为书呆子！没法子，我只有在心里念道：老同学，欠你的了。
1984年，我调到海南农垦局参与创办海南农垦报。那时的海南农垦报还是小报，我除编要闻，还编副刊。我又找到他，给他说，别老写大作，不妨也写些文学小品吧。他明白我话中有告诫也有希望。自此，他就常送稿来，主要是歌词、诗歌和散文，来稿基本都见诸报端。一直到农垦两报合并办大报，不时也有他的文学小品露面。他的作品，有情有意，语言朴实流畅（如果多些灵气会更好）。这时期，他也创作些小戏，有几个发在县文艺上，只不过每个作品都有一串署名，领导的，编辑的，还有他不认识的。真正作者的他，名字总置于末尾。为他鸣不平，他微笑着说，没关系，作品能上就行。
海南有句俗话：刀磨不利也会白。钟佑先生用时间和勤奋磨砺的文学之剑，不能说已达到“剑气杀人”，但也是白亮喜人。一个初中生，能做到这样，不错了。这并非我一个人的赞美，在曾经的海南农垦自学成才报告会上，他的现身说法，引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他的作品还是“废品”居多，没有出路也不愿拿来“献丑“。所以数以百万的成稿，还是默默的躺在他精心安排的角落，包括尘封的电影剧本、长篇小说，包括近年创作的电视连续剧，还包括新近与片商拉锯式洽谈的反映海盗题材的电影剧本。这应是他带走的最大遗憾。
我们曾经为他欣慰的是，他终于走出了那个僻壤小村，走出了那间小瓦屋，从农民到剧团编剧，到文化馆的文学刊物编辑，再到省广播电台的文艺编辑，他用奋斗改变了人生。但他对每次的华丽转身并非大喜过望，他说命中有者终须有，命中无者莫强求。令人不解的是，有此宿命论的他，何以昼夜与孤灯为伴，爬那爬不完的格子？
我曾问他，在文学上，你认为你是成功者吗？他不加思考的答道：不是，我只是在文学路上的一名行者，但不像孙行者那样除妖开路，我只是循着别人走过的路前行，用辛酸换取几颗青涩的果子而已。他自嘲地做了个苦笑。他说搞文学，是“享受过程，充实自己”。正是此八字，让他坦然面对坎坷和挫折。而让他在文学路上义不反顾默默前行的动力，永远是他的至高目标。可惜的是，他还没到达理想彼岸，生命之舟就意外沉没了，连同满腔热血，连同万千憾恨。但我们似乎看到，在他沉没的地方，焕放着亮光，那是一位文学行者的精神之光。
（原载《海南农垦报》）
（后排左1为青年时代的陆圣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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