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哥钊——故乡人物特写

哥钊

——故乡人物特写

春节前夕，我回一趟老家，恰巧村里一位堂叔建屋升梁，请我去喝喜酒。宴席之上，我跟聚会的村中父老，一边慢酌，一边扯起陈年旧事。其时，有人提起去世了的哥钊，大家都不胜感叹地说：“他要在世，今天又该热闹一番了。”

哥钊实名叫钊荣。他跟我父同辈，却比我父年小。过去我叫他钊叔，我有了孩子后，顺着孩子叫他钊公。哥钊是他年青时，乡里人叫惯了的。直至他七十三岁归世，人们仍是叫他哥钊。

哥钊年青时是个纨绔子弟，是个浪荡出名的赌徒。他父亲是位精于经营的行商，做的烘槟榔及其运销的生意。曾赚钱置下约八十个工田，每两个工田为一亩，也就是有四十亩的产业。在我们村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富户。他父亲死的早。他父亲万不想到，一辈子辛辛苦苦置下的这份产业，却落到了一个浪荡子的手中，成为他参赌的资本。他嗜赌成性，赌瘾起来，可以几天几夜不回家，吃在赌场，睡在赌场，白天赌，夜里赌，有时赌到天亮，草草吃过早餐又接着赌。有一次老婆卖了一只猪交钱给他从石壁乘船到嘉积买家俱，一下船他就跟赌友赌起来。船到嘉积，他本应上岸，可他赌兴未尽，这只船要到博鳌去，他又跟赌友赌到博鳌。当船驶回嘉积时，他已赌的两袖一空，只睡在船肚里放声放调唱起琼剧的“程途”、“苦板”，让船家驶回石壁。回到家里，老婆问他家俱在哪，他说，钱弄丢了。老婆知他又去赌输了，发起性来，一边骂着，一边抹泪。他被骂得也来了气，说：“你这女人，我想输么？闭上你的臭嘴。”

哥钊不仅嗜赌，还瘾女人。村里人说，他年青时，有过几个女人。那个在市墟上设赌场，靠“收水”过日子的赌主老婆，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人说过这样的事：一天夜里，他正在麻将桌上赌着，想去玩赌主老婆，便叫那赌主来“替手”，说是要去厕所解手，却踱进赌主的睡房，同赌主老婆干那种事。显然，赌主对这事是心照不宣的。因为赌主老婆也从他身上“收水”，有了一笔好厚的收入。而他干这事，是瞒不了赌友的。当他从赌主房里出来，抖抖索索地回到设在客厅的赌场时，有个赌友便戏谑他说：“哥钊呀，你是放的乜屎呀，呆这么久？”他从那赌友说话时的眼神，知是此言有所指，便瞪那赌友一眼说：“你放过糯米屎么？糯米屎不是那么好放的，这你还不懂？”大家听了，不禁哈哈笑了起来。这当中，也夹杂着赌主很不自然的笑声。

哥钊这么赌与嫖，（他不会饮，滴酒不沾，人们所说的嫖赌饮，他只占了两项），浪到解放前，偌大的家产便荡然无存。几十个工田，几乎卖光。只剩下几个工田，留给老婆耕种，才得免强糊口度日。世上竟有这样的奇事，大凡以赌败家的，都不会有个好名声，并受到老婆孩子以及社会的一致谴责，而他却是个例外。解放初期，我们村庄进行“八字”、“土改”，土改队刚进村就把他家作为地主、富农对象摸底，把他同全村人隔离起来，大会小会都不叫他及家人参加。土改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那时，村里一户评为地主的，被揪出进行斗争，半夜里在树上上吊。这情景把哥钊吓的魂不附体，日夜吃睡不安。后来土改队摸清了他家的底子：解放前三年田地已卖光，雇工也是久远的事了。这才把他解放出来。评成份时，他家还评了个贫农成份，成了运动依靠对象。到土改后期，土改队还委他以重任，让他主持村里的查田定产以及土地登记发证工作。他人生的这种沧桑变化，每每谈及，他总是踌躇满志地说：“幸亏赌败了那份家产，不然全家人都得戴“白帽”。（人死后，亲人都要戴缀上白布条的帽子，以示孝祭，戴白帽乃悲哀事。）而他老婆孩子，也为此而庆幸。

哥钊是个多才多艺的民间艺人。他天资聪颖，思维敏捷，记性特好。他读过定安中学，肚里装有不少墨水。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秋声赋”、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古文，他背诵如流。

他嗜唱琼剧，“林攀桂上金銮”、“张文秀”、“秦香莲”、“爱河潮”、“大义灭亲”等，他能整本整本的唱下来。而且能模仿陈华、道修、红梅、育明、英蓉等名艺人的唱腔，唱谁似谁，唱得有声有调的，让你叹服得五体投地。他有一张能说会道又能唱的嘴，逢人遇事，会观颜察色，临场发挥，编出几句或几段让你听得舒心爽气的戏文。诸如婚庆寿宴、弄璋弄瓦、建宅拜粱等有亲朋聚会的场合，他总会表演一番，让大家嘻嘻哈哈热闹一阵。哥钊有个朋友在某国营农场。这个朋友是个驼子，海南话叫“凸古”，人叫妚凸。这个妚凸为人随和，你背后叫妚 凸，他也应答，绝不恼你。他身残志坚，勤劳致富，令人非常钦佩。他建新宅落成那天，请哥钊去喝入宅喜酒。席上，哥钊当场编了这么一段顺口溜：“别看他‘凸古’，凸有凸本事：凸凸种胡椒，凸凸养肥猪；凸凸十几年，凸出一间宅。”他的这段并非戏谑而是溢满赞赏又充满滑稽意趣的戏文，经他拟态表演，引得大家开怀大笑。而妚凸也喜得捧来一大碗酒硬要他喝下去，其场面真是热闹非常。

哥钊具有的这种本事，很得一些社会有识之士的赏识。一九四八年，我们家乡还未解放，已有一些共产党要人到来活动。民主政府有个叫邓文英的乡长，很赏识哥钊的文才，叫他到民主革命根据地，当乡政府文书，兼学校校长及教员。他跟着邓文英，爬山涉水，走了三天两夜，才到达民主革命根据地——琼中县一个苗族村寨。住的是低矮简陋的茅草屋，睡的是用木条编成的又凸又凹的床，屋内满地跳蚤，夜间蚊子多得像出巢的蜂，吃的是用白水煮的“革命菜”（蒲公英），有时连着几天用赤糖拌饭吃。他是一位过惯了浪荡休闲生活的纨绔子弟。革命根据地的这种生活，他怎受得了？就在邓文英叫他贴出招生报告的第二天，乘着邓文英外出之机，便不辞而别，悄然上路逃回了石壁。每当谈起这段经历，他总是无限感慨地说，“要是当时忍着吃点苦，留在革命队伍里，解放后出来当个科长、处长是有可能的。”

命运的这种安排，注定哥钊永生是个农民。但他这个农民，却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农民。从合作化至人民公社，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可以说是连绵不断。凭着他那张能说会道的一张嘴，每个运动都被当地政府领导出补贴请去写标话，抄材料，写快板，顺口溜,琼剧清唱，拿广播筒作广播宣传。他成为一个不下地劳动的“特殊农民”。可他照样活得很鲜润很神气。五十年代，石壁地区建的雷公滩水库、椰丛水库、南牛水库，在那热火朝天的工地上，总是少不了哥钊这个角色。村里人说，他上水利工地是“三不带”：一不带锄头铁铲；二不带扁担粪箕；三不带被和席。他只带一个不知是谁制作给他的铁皮广播筒。他每到一个工地，就轻车熟路地干起他的广播宣传老行当。石壁建这么几个大水库，他不挥过一次铲，不挑一担土，指挥部却写证明给生产队，为他记一等劳动工分。为这事，村里人总是在他背后嘀咕，表露出很大的不满。但也有人说：“你有他那张嘴么？叫你去拿他那个广播筒看看，你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呢！”最令村人讨厌的是他夜里钻被窝这件事。他既不带被席，就只能钻别人的被窝。他今夜钻这个被窝，明晚又钻那个被窝，后夜又钻另一个被窝。村里上水利工地的，除女人外，几乎他都钻被窝共睡过。大暑天还好说，两人共被随随便便就可过夜。寒冬腊月的夜里钻被窝，就令人着恼了。上水利工地，村人多是带那些破旧的棉被或是棉胎仔，一个人免强盖的密，两人共被总有个身子要半露在外面。于是一夜间互相挽着一张被，同着受寒到天明。一天夜里，天空下着毛毛细雨，他作广播到深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工棚，脚上满是黄稀稀的泥土也不洗，只用随身带的一张报纸，把双脚包裹就钻进一个被窝里去。开始，他还把双脚露在被子外面，一入睡，双脚便本能地缩进被窝里去，那张报纸早被撕脱，撂在被外。次日晨，那个共睡的村人掀开被子起床，见被子沾满泥土，气得用脚猛地往他屁股上一踹，并吼叫道：“起来，看看你干的啥事？”可他只翻了个身，又像死猪似的入睡了。

凭心而论，哥钊在解放后历次运动及水利建设中，其艺术才华是获得了充分的表现的，对社会是作出了贡献的。特别是在水利工地上，他就地取材，临场发挥，即编即唱，极有鼓舞作用。在一次闲谈中，他给我念过这样一首顺口溜：

有个民工叫阿斌，

突击编队在二连；

做水利他最积极，

上工从来不缺勤；

挑土压到扁担折，

百斤在肩走“烟烟”；

叫他挑双担也肯，

挑土挑到脚颠颠。

（注：走“烟烟”——海南话，走得快的意思））

哥钊告诉我，这个叫阿斌的青年，本来肩上只是挑着一担土。经在广播中唱了“叫他挑双担也肯”这么一句，果然何斌在装满土的一对粪箕上面，又各垫上一个装满土的粪箕，而变成一肩挑上四粪箕土了。真的压得走路身摇脚颠哩！五十年代在石壁当过乡党委书记，后来当过屯昌县委书记、省二轻局局长的陈明深曾说：“哥钊是个出类拔萃的民间艺人，在石壁的水利建设中，是个有功之臣。”

哥钊的晚年生活，景况不佳。两个女儿出嫁农家，家境不富裕。儿子在某农场中学当教师，虽教学成绩突出，升任校长，儿媳妇是校工，工资低，三个孙子均上学。儿子媳妇虽有孝心，无奈囊中羞涩，难有多少接济。哥钊那嘴牙齿，早就上下脱个精光。说笑时那张大的嘴巴，只见红红的两排牙肉槽。可他却照样吃猪脚、鸡翅。我担心这样下去会闹出胃病来，劝他到医院作假牙。他总是说不碍事，不碍事。其实我心里明白，他缺的是钱。后来，他果然得一身的病。有人见他到小便处小便，站了好半天也尿不出来，就说他年青时嫖女人留下的痼疾又复发了。他后来病逝，村人也归于这个原因。其实，他小便尿出困难，那是老年人常患的前列腺病。他是心肌衰竭逝世的。

斯人已去，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脑中。谨写这篇文章，以表示我对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