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先生朱达裕
——滨滩人物谱（3）
◇朱德坚
1945年秋，我将近六周岁，进入村小学读书，当时叫作开蒙胧。
村小学设在滨滩下村吴氏宗祠。解放前是宗族社会，宗族是社会的细胞，每一姓氏都建祠堂。族中约定每年春节过后某一天，族中男丁都要到祠堂祭祀祖先，同时借此机会议论族中各种事情。诸如：族中账目的公布，族中祖田的投标，族中学子的奖励，族中不良现象的警诫等等。因而，一些大族的祠堂都建得堂皇宽敞，有厅有房有庭院。这样，村小学设在祠堂就成为必然。祭祀和读书两不误。
吴氏宗祠位于贯穿滨滩村的那条大公路旁边，坐北朝南。纵向看，有两行房屋，中间隔一条巷；横向看，每行有两进，两进之间左右各有厢房。故所以，有充足的房间安排一至四年级四个班的教室，以及礼堂、办公厅、先生（当时称先生不称老师）的宿舍和厨房。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祠堂后面有一棵老龙眼树，其旁边有空地辟为操场，祠堂前面台阶下也有空地用作排球场。面向公路的前墙上粉刷上白色的石灰水，写上八个蓝色大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算是当时的校训。
四个年级四个班只有两位先生执教，校长兼教员朱达裕和专任教员吴健生。尤其是朱达裕先生对我有深刻的印象。其原因有三：一、达裕先生是我朱姓的长辈，“达”字比我的“德”字大两辈，我父亲经常向这位二公查询我的学习情况。二、达裕先生任我的国文课，国文课的内容多样，有背诵有书法有作文等。三、达裕先生任校长，校中各种生动活泼的活动都是他策划。由于得到先生的四年启蒙，我养成了自觉奋发学习的习惯，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以致我后来的高小、初中、高中直至走出社会后的自学都无不得益。
那时候，天蒙蒙亮，父母就唤我起床，因为早读课不能去得太迟，每早必须背课文。急急忙忙拿着装书的用鸡藤编织的手拎（提包），口袋里装着还温热的米爆（爆米花）就上学了。走到祠堂的门口，就听到里面传出的咿咿唔唔的读书声。跨进大门走过办公厅，就看见达裕先生坐在桌前手执教鞭在等待前来背书的学生。读书背书因人而异。有些孩子读熟一篇课文很快，有些孩子却老是忘记和漏落。我班第一个到先生跟前很流利背出来的是朱兰芳，而大多数背不出来的总要挨鞭子。先生的鞭子打在屁股上毫不留情，即使是他的儿子他的亲戚也不例外。故一些老是背书不熟的孩子总是穿厚一点的裤子，甚至在里面夹着一层厚纸什么的。我每次都顺利过关，从未挨过鞭子。
学写毛笔字是必须的。学写毛笔字的时间在中午。吃午饭回校，先生已坐在他的大办公桌跟前，桌子有一个大盘子，里面有已经研磨好红汁。这是用起龙岭上一种红石头磨成的。先生先在你的方纸上写十六个红字：上大人孔乙己……你自己再用黑墨照笔划描，使红字变成黑字，这叫描红。学会描红了，就用薄纸蒙在柳公权字贴上照底样一笔一划写出来，这叫临帖。最后，习惯成自然，就自己写。每天所写的字，交给先生打分，特别漂亮的字先生用红汁圈一圈。如果得圈的字特别多，你的楷字就贴堂了，贴在墙壁上让大家欣赏。
到了三年级就学作文。我有一篇作文被先生写上“意思超群”四个字的评语。当时我也不懂“超群”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先生表扬我了。这一次作文是学写信。当然称呼、格式、开头和结尾这些都必须写正确，也是比较容易掌握的。而先生所指的所谓“超群”应该是书信内容的构思。文章是写给表哥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写最近家中建房需要帮工，请表嫂过来帮忙几天云云。其实这都是虚构的，先生就是看到我已懂得构思，而所写的事情也是合情合理。因而给我打了高分，要重抄贴堂。
先生不只教学生死读书，课外活动也生动活泼。我还记得一次全校性的所谓“传话”活动。下午五时许，先生带领全校学生沿公路向西往滨滩渡口附近的沙滩开阔地进发。他把全校学生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两队距离到彼此不能听清对方说话为好。先生当栽判员站在中间，然后每队第一个人来到先生跟前，先生分别耳语不同的口令，比如“红花”和“绿叶”。一声令下，两队第一个人走向自己的队伍，把自己队的口令一个人接一个人传下去。但又不能声音太大，如果声大被对方听到说出来，你队就算是输了。但又不能声音太小，如果声音太小下一位听错了，到最后一位跑到先生跟前把“红花”说成“黄花”或是把“绿叶”说成“树叶”，而对方虽然慢一点，但说得正确，你队也输了。如果双方回报的口令都正确，那当然是谁快谁胜。如果双方都错了，则打了平手。这个活动锻炼了孩子们不仅要动作敏捷，还要小心谨慎认真，还要有团队精神。
那一年，村小学购买一套铜鼓，组织铜鼓队。其中有一个大铜鼓，两个小铜鼓，还有小钹和小号等乐器。先生也精通打鼓和吹号，也是他当指导。记得一个什么节日，村小学全体师生的队伍向龙江圩进发。铜鼓队在队伍的前面吹号打鼓，而在铜鼓队之前是梁光庆和王天灿这两位弹跳很好的学生身着红兜肚一路不停打侧空翻，好不热闹！
我的一生也从事教育工作，当过小学中学教师。虽然先生和我的教师生涯处于解放前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教书育人的理念是相通的。先生的教学方法可以借鉴。当然，用鞭子抽肯定是不对的，而先生那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却应该肯定。就说先生的分数簿吧，一个班有几十个学生，课程有国文、算术、图画、唱歌和体育，单国文科又有作文和默写，一学期考试次数有平时测验、段考和期考，而每一人每一科每一项每一次的分数都要登记，到期终总结分数必须用算盘计算每个学生的总分，第一名全免学费，第二名免一半学费，这个工作量是多么大啊！
先生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高小的各科课程他都学得很好，他教初小的国文、算术和图音体各科都绰绰有余。他教给我们的《满江红》这首歌的开头两句至今我还记得：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他棋琴书画样样精通，特别是弹三弦琴拉二胡和书法造谐很高，滨滩村后来的许多民乐苗子和书法苗子都是来自先生的影响。
先生桃李满天下。我在先前写的一篇记述滨滩村有浓浓的读书风气的文章，文中提到解放后有许多滨滩学子到大陆各地读大学，后来成了专家、教授和医师，在各个岗位为国效劳。这也是因为他们在少年时期在村小学读书得到先生的教诲有关。
1949年秋，我完成了初级小学的学业，考进龙江高级小学，也就离开先生了。先生1950年岁次庚寅六月十六日因患肝腹水病去世，享年只有四十六岁。绅评英敏。先生当之无愧。
此后，在村小学的布告上，校长的名字已不是朱达裕，而是吴健生。那挂在大厅顶上先生写的“礼堂”二字还熠熠发光。乡人说，达裕先生的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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