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业基
“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点上香，放鞭炮……”这是我小时喜欢唱吟的一首童谣。那时童年的我，一过中秋就盼“做年”，到了“做年”就唱“新年”。
海南人把春节叫做“年”，把过春节叫做“做年”。国家实行公元纪年后，为了区分元旦和春节，海南人还将元旦叫做“新年”，将春节叫做“旧年”。而这首童谣，却依然照旧俗把春节叫做“新年”，可见它的流传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我是唱着这首童谣长大的。过去，我们家的孩子多，“做衣裤”（即缝衣服）要用布票，由于全家人的布票仅够每人一年“做”（即缝制）一套新装，用于“做年做节”（即过年过节）和访亲会友以及上市时穿，平时在“室”（即家）里就穿旧的。因此，“穿新衣，戴新帽”也就成了我童年的愿望，总希望“年”快点来到，一过中秋便念“年”，梦“做年”。而老妈也总是为了我们的穿戴在做准备，一有货郎担下村，或供销社等部门到乡村搞展销，老妈总是去挑几尺好的布料放在箱底，等寒天生产队不出工时，便带着我们到加浪村找“湖南婆”“做衣裤”。“湖南婆”人长得高高的；身材长得粗粗的，肥肥的；皮肤也生得白白的、嫩嫩的。叫做婆，她一点都不显老，只因辈份在村里比较高，加上她的“外家”（即娘家）在湖南，大家都叫她做“湖南婆”。她的丈夫民国时期在湖南做官时娶她做妾，解放前携她带子从湖南跑回海南，谁知海南不久也解放了，丈夫不久也死了。什么原因死了，村里人并不说，反正土改后的“湖南婆”成了一个“地主婆”加反革命家属而受到管制。他的丈夫虽然在外当官，但在家乡并没有劣迹，又有文化，村里村外口碑不错，我们当地人并没有对“湖南婆”另眼相待。加上“湖南婆”为人相当地好，讲话总是慢声细语的，虽不会做农活，但大家都不去计较她，而她平时就靠为村里村外的人“做衣裤”养活自己和孩子。每一次，我们到“湖南婆”家，她都喜盈盈地迎上来，摸摸我的头，用半生的海南话说：阿侬又长高了。然后，叫我们几个孩子一一站好，拿来一条软尺量了量我们的肩膀，上身高度和胸围；记下后又量了我的下身高度和臀部和腰围。全部记下后才跟妈妈商量来领取“衣裤”的时间。那时，“做衣裤”基本上都是一个款式的，很好做，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就可以去要“衣裤”了。
要回“衣裤”后，老妈总是拿到溪里洗一下晒干，才让我们试穿。那时“割”回来的都是棉布，“粗粗装装”（即布料不密实）的，一洗就容易“缩水”（即缩短）。洗一下试穿，才知道合不合身，如果不合身，再交给“湖南婆”改一下。“湖南婆”也是一个精明人，量身时就已经放宽了尺寸，所以很少再做改动。然后，老妈便把新“衣裤”锁在箱子里，到“做年”时才让我们穿。至于帽子，我爸从来不用去买，因为伯父在部队工作，每年“做年”休假时都会带回几顶旧的军帽交一顶给我们戴。虽说是旧的，但我没有戴过，也算是新的吧。年上初一一起床，老妈便来侍候我们几个穿新衣戴新帽。穿戴好后，我便喜滋滋地往村中跑，在童伴中炫耀我的新衣新裤和新帽。村里好多孩子对我身上穿的新“衣裤”没上眼，却对我那顶绿色的军帽羡慕极了，总是抢着戴一回过过瘾。而我，也总是喜欢将自己的幸福分享给大家。
我这个“做”（即当）老大的每年都“做”新“衣裤”穿，而我的弟妹们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也唱着同样的童谣，而新衣新帽大都只在梦中出现，因为他们大多是“拾”着我穿过的衣裤穿，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爸妈才上街买新“衣裤”给他们穿。因为这时，家里已经丰衣足食了，不再为几个钱发愁，平时想穿新“衣裤”，拿钱去嘉祥街嘉积镇或塔洋墟的商场里或市场上根据自己的体型买到合适的“衣裤”。所以，我们做年也不用唱“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了。
本地人“做年”前几日都要买好“炮纸”（即鞭炮和粗纸）以备“做年”时使用。大年廿九三十，每家每户都要摆供案祭祖先。因此这天一大早，我家大人便忙着宰鸡杀鸭，择菜剁肉；我伯父便带着我打“金银”，折粗纸和卷“元宝”。等一切忙完后，全鸡全鸭和猪肉也出锅装盘了，加上一点盐，我便端上正厅大门后的四方桌上。伯父说，先做洞主公和土地公，外加一个“三官公”。做完，放炮，撤“案”；再将四方桌移至后门前做“家公”（即家神）。一套一套的，我的心思根本不再上面。在哪？在“炮子”上。说来，现在的孩子不信，那时，家里我们根本就没有余钱给我们买“炮子”（即小封鞭炮）放，而我们想要放“炮子”只能走去拾“炮落”，即“做年”时家里或村里人燃放鞭炮时没响脱落在地上的炮子。我爸同村人一样，大都买回“炮排”（即排炮）和一袋子“电光雷”，大年除夕夜，我们便坐在一起将“炮排”拆开，将电光雷系在“炮排”上，结尾集束绑上三四个“电光雷”，使之燃放起来和放“炮车”一样的感觉。而这样放鞭炮，很容易脱落许多“炮子”。因此，拾“炮子”来玩，这成那时我童年时的一种乐趣。在伯父“做公”时，我总是巴望着快点结束好走出去拾“炮落”。往往我伯父还没有撤案，我家的门庭上早已聚集了不少小子，我也在其中。炮声一响，大家都捂着耳朵往后移；炮声一停，大家争先恐后地往前抢，看看谁拾的“炮子”多，当场就比试比试。我们往往是拾完自家的又跑去拾别人家的，一直拾到“夜辉头”（即傍晚）暗暗才在家人的叫唤声中慢慢回到家里吃饭。等吃过饭，洗过觉，我又睡不着觉了，眼巴巴的等到凌晨。有时实在困着了，便叫老爸到放炮时叫醒我。凌晨一过，各家各户便拿出炮车和排炮，相继燃放起来。那时，哪里炮声多，我们“小子人”就往哪里聚，往往是鞭炮还没有放完，勇敢一点的小子便冲上去用脚踩“炮子”拾“炮子”了。那年月，我们拾“炮子”大军向北拾到赤先赤岭村，向东拾到加贤龙寿村，向南拾到孟里村，向西拾到加浪赤中彩凤村。附近能跑到的村庄，我们几乎都“扫荡”一遍。往往每年我都能拾到好多炮子，用大大的锡盒装着。平时就点上一支香，从盒子里掏出一把“炮子”放在庭上放，有时玩“单响”（即只放一个炮子），有时也玩“双响”（即将两个炮子捻在一起放），有时还拿到加浪塘边炸“水鼓合”（即蝌蚪）；没有“引”（即引信）的“炮子”我就将炮纸拆开敲出火药，放在庭上燃烧。更有趣的是，我还自制一把子弹壳枪，然后将“炮子”放进里面点燃举起来放，很有点大将的风采。有一年，我找不到子弹壳，只好用石竹筒代替，结果“炮子”炸开的竹爿呼得一声从耳边刮过，害得我好几天都不敢放炮。现在想想，那时真的是太不懂事了。
今年的春节又要到了，看到市场上一派喜气洋洋的浓烈的年的气氛，我就想起我曾经唱吟过的这首“新年到”的童谣。想想，自己当年曾经苦难的童年，竟也有那么多乐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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