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海南斋戏》（连载4）

作为祭祀性仪式性的戏曲，海南斋戏广泛分布于海岛城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做斋”已成为海岛乡土文化习俗，成为与岛民生活有紧密关联的一个部分。

早先，海南斋戏的斋班主要集中在城镇，庙宇的“做斋”的主要场所。以海口府城来说，宋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铁斧一挥，于是马驮河图，琼州的州府便从“旧州”搬迁到府城现址。笔者在《古城琼山》一书中对有过《一城灰瓦半城庙》的描述。

唐天宝七年(748年)，鉴真第五次东渡，遇台风漂流至振州(今三亚市)宁远河口。振州别驾冯崇债亲身躬迎，设斋供奉，设会受戒。其时，振州大云寺已坍塌，鉴真助其重修，并亲授佛法。居振州年余，鉴真辗转至崖州(今琼山区旧州镇)，重建开元寺。

府城是海南历史文化名城，建于宋代的天宁寺是“海南第一禅林”，可惜这座海南建造最早的寺庙已经损毁，至今寻无踪迹。当年，天宁寺占地几百亩，面积之宽，规模之大，真无愧于“海南第一”的称号。该寺遗址附近，还有大悲阁、明昌塔、城隍庙、黎母庙和定福灶君庙、玉皇三清宫等诸多寺庙，那是海南寺庙建筑较为集中的地方。

明代府城寺庙之多，祭祀之频，盛极一时。海南明代进士王宏诲《谯国诚敬夫人庙碑》曰：“每令公节属期，即云集飚附，若三军奉主师，曾无敢有城厥者。”王宏诲还有“岁时伏腊走村氓，祝厘到处歌且舞”的诗句，所说的“祝厘”，就是祭祀活动。

众所周知，海南是移民岛，大部分移民来自福建，各家族谱记载，移民大多来自福建莆田“甘蔗园”。府城有一条石板铺成的小巷子，名叫“甘蔗园”。当年，大批福建移民登岛之后，大多暂时落脚州治府城“甘蔗园”，然后逐渐向岛内各地迁徙。

“甘蔗园”，虽然这只是地理名称，但所反映的却是故园情结。更何况，那是从古老的海岛乡傩逐渐向海南斋戏演变的起源地之一。几百年后，福建莆田的甘蔗园已改叫“蔗埔园”，而海口府城的“甘蔗园”却大名依旧，海南斋戏演出依旧。

沧海桑田，府城已发生历史巨变。当年的琼州府治已变成一座新城，当年的城郊小村也在岁月流逝中从石板小街变成城中旧村。城市扩展，变化加快，城中村已被拆迁，“甘蔗园”已湮没在喧嚣的市声之中，故园踪影只能在历史典籍中隐现。

幸好，笔者于2006仲冬，在村长带领下，在村民冬至祭祖的炮竹声中，走进了甘蔗园村。踏上石板小街，从街头到街尾，从街尾到街头， 300米长的石板小路，笔者走了几个来回。仿佛走进了历史纵深，似乎重温了当年移民的生活情景。

村长说，甘蔗园属大园社区，这条石板小街横贯甘一、甘二和甘蔗园三个片区。就在这狭小的空间，小街两旁聚居的有王姓、云姓、李姓、唐姓等十几个姓氏家属，人口密度很大。可想而知，当年石板小街刚刚铺成，这里曾是一个热闹场所。听老人讲，石板小街原先是城南通道，是从丁村、薛村、迈仁等周边乡村进出府城的主要通道。

在大园街一侧，有一座正面题“甘蔗园”、背面题“云路鹏程”的牌坊，它连结石板小街，是进出甘蔗园的隘口。村长告诉我，原先的牌坊是火山条砌石拱门，建筑古朴，质材厚重，可惜毁于“文革”。牌坊附近有两庙、一庵、一井，都是历史遗迹。

井是“龙泉水井”，其外围呈罗圈椅状，井口用整块花岗岩雕成；井水清冽，水质甘甜，水位很深，大旱不干，因为如此，居民便名之“龙泉”。时至今日，井水仍如泉涌。

庵名“清源庵”，坐落在水井背后，这号为“超尘”“济众”的场所，居然取了这么一个与水有关的名字。庵门左右有一副对联，上书“清净佛土超尘世；源长法水济众生”，其意也是把“清净”和“源长”相提并论。据说，“清净”是斋戒，是做斋的前奏曲。

两庙相隔，不过几步之遥，它们分别是“福主庙”(土地公庙)和“张天君庙”。

张天君庙是府城一带较有名的庙宇。庙的侧门紧挨着甘蔗园牌坊，里面是一个宽广的庭院，殿堂建筑规模比清源庵高大。庙宇建于何年，不得而知，但从现存年代最早的康熙丙申年(1716年)云露坊信众所立的“重修张公庙碑”来看，该庙至少已有300年历史。从那时起，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均有修缮，而且都是信众捐款整修。

庙堂正殿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祭祀境主张大天君、关圣帝君、火雷子孙二位娘娘和境内一切圣神”的字样。看来虽然名叫张天君庙，但并非专祭张天君，只是奉他为天君，让他与众神共度春秋，同享祭祀。海岛文化的包容性，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既然名为“张天君庙”，可见这位张大天君也确实不简单，甘蔗园附近的信众让他“高高在上”，让华夏武圣人关羽纡尊降贵，让其他神祇侧立陪衬，这种现象并不多见。那么，庙供的张天君究竟是何方人氏？他到底有何德何能，为何如此荣耀，如此显贵？

查移民史志和《张家族谱》，得知张氏迁琼始祖8位。张壁是北宋时迁琼，张有文、张大宿、张天平、张应科、张万户是南宋时迁琼，他们都来自福建莆田。其中，张有文于南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年）任琼山知县，颇有政绩，死后就埋葬在甘蔗园。

另外两始祖张应元、张炤系元代迁琼。张炤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以卑将职位隨元将平章阿里海牙渡海征琼，后来官进义郎，留守府城。其子张大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官授“黎蛮海北海南兵屯万户府”万户，是雷州、琼州军政、军垦的最高长官。

《琼州府志》《张氏族谱》记载，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年)，官匪里应外合，围攻郡城乾宁府(即今“府城”)。张大的孙子张贤、张德“俱陷城中”，两兄弟“潜结义旅”同仇敌忾，“平暴安民，郡城恢复，本道都元帅陈乾富上达其事”。元帝为此大加奖赏，授张贤为乾宁府安抚司签事，不久升为“万户”，张德也授为澄迈县尹。因为张家世代政绩突出，故从张炤之子张大至重孙张贤是海南历史上罕有的世袭万户府的“万户”。

明洪武元年(1368年)，张贤归附明朝。次年，明太祖以贤良起用，召张贤进京任职。张贤行至广州，因身体不适，告老返琼，死后葬在甘蔗园张氏茔地。张贤之子善教“克承专志，留心学问”，是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举人。张善教“以教为职，学行粹洁……倡议捐资以新文庙，令名益著。未逾年，士多感化。归建滨沦亭，与赵谦、王惠、杨升等游咏，为一时推重”，与其父同祀于海南乡贤祠……一座“张天君庙”，连结一方历史。

历史连结现实，百姓看重现实。庙里牌匾上所镌刻的“祭祀境主张大天君”，这个“境主”是指张大，“天君”是对张大的尊称，而“张天君”则是指从张炤、张大到张贤、张善教等张家几代英杰。因为他们为地方安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被尊为境主，奉为神祇，至今享受祭祀，庙食千年。据了解，当年“张天君庙”的祭祀盛况空前。

以上不厌其烦，记述“张天君庙”相关史料，主要是看重该庙的现存碑刻，特别是那方立于嘉庆五年(1800年)的“乡傩碑刻”石碑。时隔200多年，石碑已有些谩?，它抬头题字已在修复残碑时被水泥沙浆所复盖，依稀能辨认的是所刻碑文。现抄录于下：

余闻之，时逢瑞月，进屠苏以避瘟。节届元宵，上浆酒以延寿，故古乡傩之典，必建于春初，传之至今，皆为乡国闾里亿不可或无者也。奈余本境比里寥落，资用难艰，敬邀同心捐资生息，聊为斋醮之需，俾云路享清宁之庆。爰是碑铭，永志不朽，是为序。

今将各位姓名捐资银两开列于后……

嘉庆五年岁次庚申仲夏月吉日

府城，甘蔗园，还有“张天君庙”，还有那么多信众郑重其事的信众，他们对“古乡傩之典”，对“敬邀同心捐资生息，聊为斋醮之需”以立碑的方式表示永志不朽，所说明的是当年海岛乡傩之俗，在移民心中的极其重要的乡土习俗的文化位置。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已成为家族迁徙，斋戏演变的历史见证!

除了“乡傩碑刻”，还有遍见于各处庙宇的《新邀蓬莱会碑》，这些立于不同年代、不同地点的石刻碑文，那是与海南斋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史料。

所谓蓬莱会，即传统的蓬莱庙会，那是东南沿海的民俗盛会。相传，山东蓬莱阁经历了近千年日月洗礼，是凝聚仙气，萦绕福气的神仙之地。每逢正月十六“天后娘娘”诞辰，人们从四面八方云集丹崖山，到天后宫膜拜，求签许愿，捐香火钱。

而在天涯海角，蓬莱会已从北方地方性庙会变为“普渡孤魂野鬼”的“盂兰盆节”。这是道教的说法，也叫“中元节”，或“鬼节”。中国古代以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日分别称为上元、中元和下元：上元是天官赐福日，中元为地官赦罪日，下元为水官解厄日。

明代府城，官府曾责令寺庙的和尚、道士，设孤魂道场，祭奠阵亡军士。其时，人们要备饭食三牲，百味五果，烧香燃灯，祈福消灾，祈活人增长福慧，渡亡灵脱离苦海。后来，扩而大之，城乡寺庙大多设祭，于是便有了新邀蓬莱会性质的民间慈善捐助组织。

于是，本来是山东蓬莱地区纪念“天后娘娘”的庙会，历经辗转迁移，便成了海岛信众邀集同胞，以捐助香火灯油费用之需的形式寄托民俗情思的一种民间慈善组织。这方存于“张天君庙”的《新邀蓬莱会碑》立于道光十九年(1840年)，但它并不是同类碑中最早的。

据调查，类似的碑刻在海口市较早移民的海甸岛、新埠岛的古庙中比较多见。海甸岛最早建立的6个村庄，顺着海甸溪流分别叫一庙、二庙……六庙。其实，一个村庄远远不止一座庙宇，有的多达五六个庙，尽管庙里的神灵不尽相同，但每个庙都立有蓬莱会碑。

中国文化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和有不同”。来自不同地域的海岛移民，供奉从故园带来的各路神灵，尽管膜拜对象有不同，但祭祀的虔诚毫无差异。这就是高境界的“和”。

“和”与“同”，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史伯对郑桓公说，西周最大的弊端，是“去和而取同”。他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从哲学上讲，五行相生相克，以成百物。所以，五声和，才可听；五色和，才成文；五味和，才可食……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从哲学观到文化观，从“乡傩碑刻”到《新邀蓬莱会碑》，这其间的“精髓”，是城镇乡野广大信众的“和”。孔子说，礼失，求之于野。既然庙里要春秋祭祀，就需要香火燃灯的需费。这是“原始公益”，这是大家的事情，理应由大家来办，这是一种文化认同。它所体现的，是草根阶层的“和”，这是乡村民俗文化心理构建的基础，它孕育了海岛乡土社会芸芸众生的包容品格和博大精神。这是移民社会“和而不同”的生存发展的可贵精神。

由此可见，从“乡傩碑刻”到《新邀蓬莱会碑》，海南斋戏开始了空前发展并迈向的鼎盛黄金时期。正是明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海南社会长久的动荡之后出现稳定，外地的杂剧、闽、广、潮剧相继传入海南，文化的大溶合出现了文化的大繁荣的喜人格局。

也是这个时期，现存于海口市五公祠拜亭中的北宋徽宗赵佶，为隆振道教所立“御笔手诏”碑——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又名“宣和御碑”)在经历300余年的寂寞之后再次引起海岛民众的注视。宋徽宗崇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宣和元年（1119年）八月制“神霄玉清万寿宫诏”，令京师神霄宫立碑刻记，以拓本颁赐天下。当时，琼郡北天庆观据其拓本摹勒立石。如今，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仅存福建莆田和海南二处，系国家一级文物。

也是这一时期，除了这方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移立天宁寺之外，还有南宋时期海南先贤南宗道家五祖白玉蟾的文化影响逐日加大，致使海岛民众信奉“道一元论”达到极点。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传》云：“一阴一阳谓道”；《黄帝内经》则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正是这种文化溶合，使“祭祀性仪式性的戏曲”遍布城乡。

明正德《琼台志》记载：“迎春日，府卫官盛服，至于东郊迎春馆，武弁竟办杂剧故事，会聚呈炫，俟祭芒神”。明万历《琼州府志》记载：“每逢庙会酬神，闽、广 剧在庙前演出，通宵达旦。”进入清代，海南斋戏持续发展，到民国时期，府城有斋戏班30多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