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龙一家亲》征文一
苗 村 情
◆ 朱德坚
感谢生活！正因为我不是开顺风船的角色，我的人生才绚丽多彩。在我的漫漫人生路上，竟有两三年时间和苗族同胞产生交集。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我被生产队派到加参山区管橡胶园，结识了附近岭应村的一些苗胞朋友，让我感受到他们的朴素和纯真。至今，我还念念不忘这段异样的珍贵的友情。
加参山区橡胶园是我返乡务农的第二站。在此之前，我已经在生产队石灰厂经过了几年的脱胎换骨的锻炼，强了身健了体，也学会了烧石灰、肩挑和划船等劳动技术，基本完成了从脑力劳动过渡到体力劳动的转变。到加参山区管橡胶园，虽然是奉队长之命，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抵触，反而，我本人也想换一换生活环境。
进山的第一天，我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那是阳历六月一日，即六一儿童节。早上阳光灿烂，由原来已在橡胶园工作的阿炎带路。过了万泉河，穿过石壁圩，从石壁中学后面经荔枝山村儒课园村再过一小河沟就走上大公路了。那时候，公路两边都是低矮的灌木林，视野开阔。山坡上鹧鸪的鸣声此起彼落，路边的大尼树结果累景。我不禁赞叹：风景这边独好！我俩再走多半个钟头，就到了苗族同胞聚居的岭应村，过了村子就是我们生产队的橡胶园了。
每天工余时间，我总会到岭应村里走走。渐渐地，我和这个村子熟悉起来。这是一个移民村落，有几十户人家。姓氏多而杂，很有意思的是，有姓蒋的，姓毛的，姓朱的、姓盘的……他们分别居住在几排营房式的砖瓦房子里。这些房子是人民政府所建造。这些村民原先是散居在大山各个角落过着刀耕火种的苗族同胞。他们既讲苗话，也懂海南话。村中男人着装和我们汉族男人着装没有什么区别。而女人的着装，上衣就像解放前汉族女人的包襟衣，不过是长到膝盖，下面的所谓裙，其实只是长方形的一块布围在腰下而已。苗家妇女的服饰底色蓝黑还配以花边图案。如戴上头巾扎上腰带打上绑腿，也别有风韵。但也有些中青年妇女下不穿裙而穿西裤，把上衣的下摆扎在西裤里，土洋合壁。我对他们的整体的感觉是：淳朴。
我和他们的接触是从盘启忠老师开始的。他是村中比较有文化的人，是村中两个毕业于通什民族学院的学生之一。当时他是水口仔小学的教师。白天到学校上课，下午放学才回家。从举止谈吐，看不出他是苗族人。他比我大几岁，我叫他忠哥。还有一位是忠哥的堂弟盘启彬，当时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他诚实热情有礼貌，我喜欢他。再一位是毛昌祥，是村中长老老毛公的三儿子。他年龄和我相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结过婚但离异了，孤身一人。在我负责放牛的那段日子，我就住在他的茅屋里。我们俩可称得是同甘共苦的兄弟了。
在岭应村，有几件事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帮仓库保管员分玉米。有一天中午，我到村子里串门儿，路过仓库门口，昌运叔叫我：“老高（因我身材高大而得这绰号）你来，帮我分玉米。”我走进仓库，看到一大堆玉米棒子，正准备分给各家各户。听昌运叔讲述：这堆玉米总重2790斤，队中强壮劳力135人，老弱者74人，小孩95人。而这三种人，每人应分得玉米的数量当然不能一样多。老弱者所得只能是壮劳力的三分之二，小孩所得只能是壮劳力的二分之一。
怎么分呢，我思考片刻，这道题用一元一次方程解吧！
设强壮劳力每人所得玉米斤数为χ，依题意得方程：
其答案是，强壮劳力每人分得玉米12斤，老弱者每人分得玉米8斤，小孩每人分得玉米6斤。其分配结果必会剩下一些。昌运叔感谢我，他送给我几个玉米棒子，我也接受了，这是我的劳动所得。
教苗胞青年唱歌。文市籍一工作队员叫业雄，他被派到岭应村驻队。那天中午，他对我说：“你会唱歌吗？”我说：“过去当过教师，教过音乐课。”他说：“你今晚帮帮我，到文化室教歌。”他递给我抄在一张白纸上的一首歌。我浏览一遍，歌谱很简单，是属于要在群众中普及的那一类歌，我很快就学会了。现在我还依稀记得第一句：
到了晚上，业雄带我到文化室。早已坐在那里等候的男女青年看到我，非常吃惊：这不是放牛的老高吗？他怎么也会唱歌呢？我用浑厚的男中音镇住了苗胞青年对我的不信任。我唱一句，他们也跟着唱一句，雄壮的歌声在苗村的夜空盘旋回荡……
和毛昌祥同吃同睡。我为什么要搬到毛昌祥的茅屋里住呢？事出有因。橡胶园有几头黄牛，原来的牛倌是葵叔，葵叔因年老眼朦返家，放牛这差使就落在我的头上。每天早上起来，吃了饭就赶牛上山。牧场是山顶上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有草地和灌木丛。我把牛的缰绳绕在牛脖子上扎紧，任由牛儿自由活动，自已这时候就逍遥自在了。我闲着没事，就到山里找野果，有金桔，有山竹……渐渐地，我的思想活起来，为什么不去采药呢？采药可以换钱，而钱是我最需要的。那时候，每个家庭用钱都全靠生产队预支，可数量有限，最多给你5元钱。而这5元钱的用场则包括点灯的煤油，稻谷碾成米，男人理发和女人的卫生纸等。真是天赐良机，我利用放牛的机会挖巴戟，挖百部，挖天门冬；还摘金银花，摘草豆蔻，还有斩杜仲。我担心场中患红眼病的人可能会把我采药之事暗中报告给生产队里而招来风言风语，于是，我干脆搬到毛昌祥的茅屋里住，采来的药就摊在他的庭院里晒。当然的，我和毛昌祥同吃同睡，彼此之间的友谊就更密切了。
早上起来，昌祥安排我生火做饭，他上山捡山鼠。山鼠不同于家鼠，毛色、长相和生活习惯都不相同，是与家鼠不同品种的鼠类。山鼠的活动范围是在山上。苗胞们观察山鼠的行踪，在山鼠的过道安放竹夹将其夹住。山鼠是富有动物蛋白的营养品。当我把饭煲好时，昌祥会准时带回两三只山鼠，当即剥皮开肚，配以早先准备的藤竹笋一起煮汤。吃完早饭，我俩就各忙各的活了。有一次，下了个连夜雨，早上也不停歇。看来，不能上山了，昌祥默默地从鸡笼里，抓出一只鸡阉，叫我帮他抓住，说是今早杀鸡煮糯米饭。那一餐，是我们俩最惬意的一顿饭。
每个夜里，我和他在被窝里谈心。大多是我问他答，我对他提问许多关于苗族同胞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他都一一作答。他还对我说了他的恋爱和婚姻。说了在闹军坡时如何对苗族女青年追逐，还有他的妻子离他而去的缘由。之后，他还请我帮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的妻子能谅解他，希望破镜重圆。但这都不济于事，寄去的信像石沉大海。我和昌祥一起生活大约有几个月时间，由于1973年14号强台风的袭击，生产队为了灾后重建，办起了砖瓦窑，我被生产队招回，就和昌祥分别了。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得以重返教坛，也组织起了家庭，生活也较安稳了。这时，我不由想起岭应村的朋友来。有一个周末，我从东太中学骑单车返家途中，遇上了盘启彬，两个人好不高兴。他说，他已结婚成家了，是上门到会山那边。又有一次，在石壁圩遇到毛昌祥，倍感亲切。我拉他到茶店喝茶。他说，他娶了一个寡妇，也有家庭了。我祝福他，临别我送他10元钱（当时我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十元）。后来，我还到岭应村故地重游。时过境迁，原来的村貌都变了，唯一认识的一个老妇人是启忠哥的嫂子。她说，忠哥走了！昌运叔也走了！昌祥也走了！前几年在石壁街头，我认出一个摆地摊卖牛大力的中年人，那就是盘启彬的弟弟，当年只是几岁的孩子。他说，启彬哥也走了！
呜呼！我要好的苗胞朋友都走了！历经了悠悠岁月，我要告诉他们什么呢？在那十年文革时期，山外轰轰烈烈地闹革命，山里却是一个避风的港湾。我在岭应村用我的数学知识为他们分玉米，用我的音乐知识教他们唱歌，我感到我学的知识还有用。在岭应村还有这么多的苗族同胞和我称兄道弟，我感到做人的尊严。这些，我都知足了！这时，我想起王昌龄的两句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同样，要问我现在的心情如何，我的一颗心，仍然像一块纯洁清明的冰盛在玉壶之中。对苗胞朋友，我的感情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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