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
黄会儒 (保亭)
每当听到钟声，就会勾起我童年那段辛酸的往事……
那天中午，我和表哥关着门在家玩，忽然外面隐约传来说话的声音。
“阿贵，拿木盆出来。都晌午了，咋还关门？”是父亲回来了。
我打开门，看见父亲推开篱笆门，扛着耙走进院子。他佝偻着的脊背显得特别黝黑，满身都是黑泥，脸庞分不清是黑泥还是皮肤，只看到两抹亮的缝口不住地开合。
我急忙从屋里拿出木盆，放在院子的槟榔树下。父亲把耙依在茅屋的泥墙上，解下腰间的刀篓，往木盆一倒。我好奇地走近看。哟，大肚鱼啦，双飞鱼啦，泥鳅啦，螃蟹啦，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水生动物，足有半盆多。我不禁惊喜地叫了起来：“哇，好多啊！”
“快，叫阿灵来一起捡。”父亲说着，脸上闪过一丝喜悦。
父亲原是开朗健谈的人，因祖上留下的一亩半水田，他成了富农，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大会小会都让他站在台中央接受教育。从此，他变得沉默寡言，木讷呆板。高兴时，嘴角只略微动了一下，难得看到有笑脸。
阿灵是我的表哥，昨天才跟随姑姑从县城来我家玩的。
我们兄弟俩三去五除二就把盆里的小生命捡洗干净，装在“短身锅”里了。
这时，母亲也从田间插秧回来了，手里拿着把叫“老鼠耳”的野菜。“这下可好了，表哥来了，正好可以改善改善生活。”我这样想，心里美滋滋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地叫了。
父亲早已在“三脚灶”起好火了，火苗正旺着呢。
“当！当当！当！当当……”突然，生产队那口铜钟被人急促地敲响了，声音震荡，悠远。
父亲赶紧把装鱼的“短身锅”挂在“三脚灶”前墙壁的柱子上，就和母亲急急忙忙地去“集中”了。我和表哥也紧随在他们的身后。
无风。太阳火辣辣的。那棵挂着铜钟的高大酸豆树的影子却很短，几乎成了点。生产队长就站在那一点黑影里，戴着近视眼镜站在他身边的年轻人，是刚来我们村不久的“知青”，还有一个是阿雄的父亲。
我们村约摸十来户人家，不用多大工夫，全村人都已经在酸豆树前“集中”好了。表哥看到这情景，怯生生地躲在我父亲身后，小手紧紧抓着父亲的手。
该不会是要批判我们的吧？因为早上我们和阿雄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他的鼻子流血了。他父亲从公社开会回来知道后，就来找我们“算账”。那时，我们怕得躲在墙角，用簸箕遮挡着身子。他没有找到人，自言自语地说：“看我今天不收拾你们！”说完就走了。听他这么说，我俩恐惧得颤缩着身子，两腿直打哆嗦。
坏了，他果真要批判我们了，这回可是大难临头了。我越想，心里越害怕，两只小手紧紧抓住父亲的手。
阿雄的父亲是大队支书，官可大着哩。他就站在黑点的中间，两手插在腰间，昂首挺胸，眼睛闪烁犀利的光，一直盯着我。他穿一套崭新的“中山装”，胸前衣袋上插着的钢笔，闪闪发光，十分耀眼。
据说那套“中山装”是他当“红卫兵”时在省城买的，钢笔也是那年参加“武斗”成绩突出，被评为“五好青年”，公社的黎书记奖励的。
“真是岂有此理。”阿雄的父亲开始发话了。他右手高举，食指直戳向天。
“反动派还要反！”他几乎是喊出来的。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那声音是那么洪亮，那么斩钉截铁，那么充满力量和愤怒。
过了片刻，戴眼镜的“知青”用左手的食指往上推一下眼镜，慢条斯理地说：“打人就是不对！有些大人，对革命干部心怀不满，教唆孩子欺负革命干部的子女。这是什么态度？今后要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决不姑息！”
日头还是那样毒，没有一丝风。酸豆树的叶子一动也不动，蝉儿拼命“热啊，热啊……”地叫个不停。场下的乡亲们谁也不敢扇风，谁也不敢吱声，谁也不敢多想，都低着头，静静地木然站在烈日下，汗珠如檐下的滴水，一滴滴掉落下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生产队长终于宣布解散了，乡亲们好象得到了皇帝赦免似的，都纷纷回家去了……
“当！当当！当！当当……”钟声又响起来了，是下午出工的时间到了。父亲胡乱吃了几口饭又出工去了……
其实，那时我才只有七八岁的光景。
多少年来，我一直刻意要忘记那令人恐惧的钟声，可它偏偏那样根深蒂固。
现在，酸豆树早已经被砍了，那口铜钟也不知去了哪里，可那钟声却是刻骨铭心的。每当听到它，那段辛酸的往事就会历历如在眼前……
作者简介：黄会儒，曾是《五指山吟草报》通讯员，在该报发表若干篇散文诗歌，现系海南乡土文化研究会、海南诗社会员，保亭乡土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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